权倾朝野的北宋奸相，为何15年暗中守护政敌家族？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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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之所谓奸雄者，往往有才。因其有才，故能济其恶；因其有才，故能动人。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而在位太师，总揽权纲。”——《宋史·奸臣传·蔡京》

在《宋史》卷四百七十二里，蔡京的名字赫然位列《奸臣传》之首。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里，蔡京是一张彻底涂黑的脸谱，他是导致北宋亡国的六贼之首，是《水浒传》里逼上梁山的祸源，更是把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元祐党人打入万劫不复深渊的罪魁祸首。

但其实当我仔细品读之后，会发现那个在朝堂上大张旗鼓要烧光苏轼书籍、禁绝苏氏学术的铁腕宰相，却也是苏东坡最忠实的拥护者。

这不是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童话，而是一场关于权力、才华与人性底线的残酷博弈。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位北宋第一奸臣，和他那充满了分裂感的精神世界～

庙堂之上的屠刀

首先，我们必须厘清一个事实，就是蔡京对苏轼家族的政治打击，是实打实的实锤，没有任何洗白的余地。

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决心重启变法，蔡京拜相。为了向皇帝纳投名状，蔡京祭出了北宋政治史上最阴毒的一招——元祐党籍。

这一招的毒辣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宋初以来“事不以此为痕”的宽容传统，将政治分歧上升为人身攻击和家族株连。

据《宋史·蔡京传》及《徽宗本纪》记载，蔡京亲自操刀，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黄庭坚等309人列为元祐奸党。这还不够，他命人将这些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并在此后将刻碑推广到全国各州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

这块碑，就是当时文人的政治死亡通知书。

紧接着，是更为严酷的文化清洗。崇宁二年（1103年），朝廷下达了一道令人窒息的诏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记载：

“诏天下不得收藏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诸人文集，犯者以违制论。”

这不是说说而已，朝廷下令销毁刻印苏轼文章的印版，任何敢于私藏苏集的人，都可能面临流放三千里的重罪。在蔡京权势最盛的那些年，苏轼的名字成了禁忌，苏家的子孙被禁止在京城为官，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

彼时的苏轼已经客死常州，而幸存的苏辙（苏辙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被迫带着全家隐居在许昌（颍昌），闭门谢客，连大气都不敢出。

从政治逻辑上看，蔡京是要把苏家彻底踩进泥里的。他需要踩着旧党领袖的尸骨，来稳固自己绍述新法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蔡京是冷血的、无情的。

我是你的死敌，也是你的知音

如果历史只停留在上面那一节，那蔡京不过是又一个王坏或者李林甫。但宋朝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士大夫阶层那错综复杂的精神纹理。

就在全天下都因蔡京的禁令而不敢谈论苏轼时，蔡京本人在做什么呢？他在偷偷读苏轼，甚至在教导后辈学苏轼。

南宋著名的考据学家王明清，在《挥麈录·后录》卷六中记录了一则极具震撼力的独家史料。王明清的父亲王铚曾与蔡府的旧吏有过深入接触，因此这条记录的可信度极高：

“京在相位，屡禁苏氏学……士子有以文投贽者，京曰：‘汝才殆不易及，然当更读《东坡集》，能自拔于流俗乃可耳。’”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当你拿着文章去拜见权倾天下的蔡太师，渴望得到他的提携时，这位刚刚签发了禁苏令的宰相却语重心长地告诉你，年轻人，才华不错，但如果想脱胎换骨，还是得去读苏东坡的文集啊！

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分裂？

在朝堂上，他必须高喊苏轼是毒草，但是在艺术上，他却诚实地跪倒在苏轼的才华面前。这可并不是一个特例，蔡京的儿子蔡絛（tāo）在《铁围山丛谈》中披露了很多他家族里的很隐私的事情。

书中记载，蔡京的弟弟蔡卞（王安石的女婿），年轻时简直是苏轼的狂热粉。每当苏轼有新文章从被贬之地传回，蔡卞哪怕是生病躺在床上，也要挣扎着爬起来先睹为快。

蔡京自己更是深知苏轼的分量，后世书法界有苏黄米蔡四大家之说。虽然关于蔡是指蔡襄还是蔡京，宋元以来多有争论（周密《云烟过眼录》谓蔡京以姿媚胜），但不可否认的是，蔡京的书法在当时确实是冠绝一时的。

作为一个顶级的艺术家，蔡京太懂苏轼了。他知道，那些政治上的攻击文章（如弹劾苏轼讥讪朝政）不过是权力的排泄物，而苏轼的《寒食帖》、《赤壁赋》才是能流传千古的艺术品。

这种政治立场上的你死我活与文化审美上的高山流水，构成了宋徽宗时代特有的荒诞景观。蔡京一边用权力封杀苏轼，一边用审美供奉苏轼。

幸存者偏差背后的政治底线

坊间曾流传一种说法，说蔡京的儿子娶了苏辙的孙女，两家结为儿女亲家，所以蔡京才暗中保护苏家。

这里必须得辟谣：这是没有史料依据的误传。

我们翻阅现存的《苏辙集》、苏氏家族墓志铭（如《亡兄子瞻墓志铭》《亡嫂王氏墓志铭》）以及宋代的《宰辅表》，我们找不到任何蔡家与苏家联姻的确凿记录。

蔡絛在《铁围山丛谈》里虽然自夸蔡家与名门望族多有联姻，提到了王安石、吕公著等家族，却唯独没有提到苏家。

既然没有联姻这层保护伞，为什么作为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的苏家，没有像明初方孝孺那样被灭族？为什么苏辙还能在许昌安享晚年，著书立说？

所以这并不是蔡京暗中守护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宋朝官场两条不成文的潜规则。

第一，刑不上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这句被后人说烂了的话，在宋朝却是实打实的护身符。与朱元璋那种动辄剥皮实草、瓜蔓抄的恐怖统治不同，宋朝的党争虽然激烈，但大家都是读圣贤书出来的，有一种阶级默契。

蔡京虽然坏，但他坏在贪婪、坏在媚上、坏在破坏国家财政纪律（如搞花石纲、丰亨豫大），但他不是一个嗜杀的屠夫，将政敌流放岭南，在当时已经是极刑。

如果蔡京敢对苏家搞满门抄斩，他不仅会遭到旧党的反抗，更会被整个士大夫阶层（包括新党内部）视为异类和野兽。蔡京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他不敢，也不愿打破这个底线。

第二，蔡京的奸，本质是媚。

细读《宋史·蔡京传》，你会发现蔡京的所有政策核心只有一个：取悦宋徽宗。

徽宗讨很厌旧党那帮人整天用道德说教约束他，蔡京就帮皇帝把他们赶走，徽宗喜欢艺术和奢华，蔡京就搞花石纲。

对于苏家，蔡京的态度是公事公办。只要苏家不再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苏轼已死，苏辙闭门不出），他没必要赶尽杀绝。

更有趣的是，因为蔡京本人对苏轼才华的推崇，这种个人情绪很可能渗透到了执行层面。当下面的人想借整苏家来邀功时，蔡京或许会表现出一种到此为止的冷淡。在官场上，这种不鼓励往往就是最大的保护。

才华是唯一的豁免权

如果我们跳出忠奸斗争的浅层视角，会发现蔡京对苏轼的复杂态度，折射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政治中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才华的豁免权。

在宋朝，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好，字写得好，是真的可以保命的。

蔡京也是文人，他内心深处非常清楚，五百年后，人们可能记不住谁当了宰相，记不住谁搞了变法，但一定会记得《水调歌头》和《前后赤壁赋》。

他潜意识里有一种恐惧，他害怕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强人，最终会被作为一个文化巨人的苏轼彻底击败。所以他要禁苏轼的书，试图在物理上抹除苏轼的影响力。

但同时，作为艺术家的他，又无法抗拒苏轼作品的魅力。这种矛盾，让他对苏家展现出一种奇怪的姿态：名义上严厉封杀，实际上网开一面。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到了宣和年间（蔡京晚年），虽然禁令仍在，但京城的士大夫们已经在偷偷传抄苏轼的诗文，甚至连宫廷里都在唱苏轼的词。对此，蔡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因为蔡京仁慈，而是因为文化的力量本身就超越了皇权和相权。 当一种文化高度达到极致时，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将其彻底扼杀。

蔡京作为那个时代最敏感的聪明人，他比谁都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然，这些都是老达子的推论和想象～

老达子说

还记得蔡京当年立下的那块元祐党人碑吗？他本意是要羞辱他们，可后来却成了荣耀的象征。南宋时期，凡是祖上名字在碑上的人，都以此为荣，自称元祐子孙。

蔡京想用石头磨灭苏轼的名字，结果石头烂了，可苏轼的名字还活着。他想用权力去定义谁是奸臣，结果历史用他自己的结局，重新定义了什么叫遗臭万年。

如果你有机会去读读蔡京留下的书法残片，你会发现那字迹依然飞扬跋扈、姿态妖娆，那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灵魂，在权力欲火中扭曲变形后的模样。

只能说他看懂了苏轼的字，却终究没看懂苏轼的人，因为苏轼写的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而蔡京求的是遮天蔽日手遮天。

这，或许就是他们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