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清廷买舰造舰，钱从哪来？一文看懂北洋水师的经费问题

有句老话是这样讲的：十年陆军，百年海军。

这话听起来，好像制约海军发展的是时间。

但实际上，海军发展的关键要素并不是时间，而是钱！钱！钱！

没钱就造不出船，没船练不出兵，那谈什么海军呢？

没钱，连远洋操练的机会都没有，实弹都打不起，更不要谈什么素质了？

大清的海军建设，从一开始，问题就明晃晃地摆在桌面上：钱从哪来？

户部的“空头支票”

1875年，光绪皇帝登基没多久，清廷终于下定决心，要搞海防。

方案制定得很是宏伟：南北洋并举，一起建设现代海军。

随即，计划出台。

清廷决定从户部，每年拨付四百多万两白银，作为建设经费。

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足以看出清廷“巩固海防”的决心。

消息一传出，朝野上下一时间，似乎看到了一丝中兴的希望。

可这希望的火苗，刚一冒头，就被冰冷的现实浇了个透心凉。

因为这四百多万两，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个画在纸上的大饼。

当时，主管此事的恭亲王奕䜅，一开始想得挺好。

这四百多万两，从海关税收里拿“四成洋税”，再从各省收的商业税“厘金”里抽取一些，凑凑也就够了。

可一到执行，全变了味。

那些封疆大吏们，个个都像捂紧了自己钱袋子的土财主。

两江总督说，我们这要赈灾；闽浙总督说，我们那要剿匪；广东巡抚更是直接，我们没钱，一分没有！

结果就是，名义上说是每年四百多万的拨款。

但头两年实际到位的，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平均每年只有区区几十万两。

是地方总督们真没钱吗？并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权威扫地，地方势力坐大。

朝廷的政令，除了北京城，就是一纸空文。

各省督抚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愿意把真金白银白白送给中央，去搞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海防”？

就这样，文件上的一切宏伟构想，在现实中就彻底走了样，变了形。

所以，李鸿章，这位北洋大臣，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他给朝廷上书中，字里行间也全是无奈。

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旁皇无措，展布何从？

还是那句话：梦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北洋的海防经费

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那李鸿章也就是个整日唉声叹气的庸臣了。

但李中堂之所以是大清第一裱糊匠，就在于他有一套非凡的“搞钱”本领。

正当北洋自己的经费捉襟见肘时，机会来了。

1879年，福建想买新军舰，凑了130万两。

但是，因为不懂行，就把这事全权委托李鸿章代办了。

同时，朝廷也从一笔叫“出使经费”的款子里，拨了40万两给南洋买船，而南洋自己也加了25万两。

这两笔钱，总共65万，也被李鸿章盯上，成了眼中的“肥肉”。

他先是鼓动福建和南洋，都别买小船了，咱们合伙买土耳其现成的两艘铁甲舰！

可计划一波三折，土耳其的旧舰没买成。

李鸿章就顺势而为，用这笔钱作为首付，向德国订造了后来威震远东的“定远”和“镇远”两舰。

可钱还是不够啊，那怎么办？

李鸿章又动用淮北盐商的捐款100万两，又提前支取轮船招商局要还给政府的欠款100万两。

就这样，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后，总值近340万两的两艘亚洲巨舰，竟然没花北洋海防经费一分钱，就全部落入了李鸿章的囊中！

南洋大臣刘坤一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却无可奈何。

最后，只能酸溜溜的说：南北洋共此一船，即金甲、银甲亦属无济，不如专归北洋，免兼顾为难。

说完，他又在一边哀叹：东南巨款，悉数收罗以掷外洋，筹防弥觉束手，为之奈何？

李鸿章这一手“借花献佛”，玩得炉火纯青。

后来，他又如法炮制，用类似手段，打着替福建购舰的旗号，动用各种中央拨款和税收，为北洋买回了“致远”、“靖远”等四艘精锐巡洋舰。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晚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抢”资源的强者，才能迅速壮大。

北洋海军之所以能短时间内傲视群伦，不是因为它分到的蛋糕多，而是它的掌门人李鸿章，最擅长从别人那里抢肉吃。

采买的过程中腐败了吗

有钱了，就要花出去。

花钱，就绕不开一个敏感话题：腐败。

当时，负责在德国监造“定远舰”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就被人狠狠参了一本。

举报者说他在数百万两的购舰款中，吃了巨额回扣。

现闻署出使法国大臣李凤苞，久滋物议，其购买铁甲船二只，价三百万两，以二成折扣侵吞六十万金以肥己囊，又闻包修船屋，糜费巨款数十万，将来船之好坏不可知，而该员已盈箱充橐。

这顶贪污的帽子，扣了李凤苞一辈子，直到甲午战争时还有人拿来说事。

但在近年发现的原始合同里，竟然附有一份反商业贿赂条款。

里面明确写着船厂不得向中国官员行贿，违者按德国法律治罪。

这份条款，出现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合同里，简直是个奇迹。

他至少为李凤苞的个人操守，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那么，腐败就没有了吗？当然不是。

就算李凤苞个人是清白的，但整个清廷的军火采购缺乏透明、统一的规划。

这导致北洋各部队的枪炮弹药型号多达84种，后勤更是保障一塌糊涂，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浪费和腐败的温床。

讽刺的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的手下金登干在帮中国买船时，也收了英国船厂的佣金。

但赫德知道后，坚决命令他将这笔钱上交给了清政府。

李鸿章还为此表彰金登干“深明大义，廉介可风”。

你看，有健全的制度监督，洋人可以成为廉吏；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再高尚的初衷也可能被污名化。

晚清的悲剧在于，它整个国家机器已经锈蚀。

已经无法为任何宏大的事业，提供廉洁、高效的保障了。

北洋海防二十年，朝廷名义上投入了约2140万两白银。

但这笔钱，来得磕磕绊绊，用得左支右绌。

它不仅要买船造炮，还要不断地被挪用。

山西河南大旱，要拿去赈灾；西北边疆用兵，要拿去充饷。

甚至京师平抑米价、皇帝陵寝修缮，都要从这本就干瘪的海防经费里抽血。

李鸿章，这个疲于奔命的裱糊匠，以他个人的权谋与手腕，可以为北洋争取到一时的领先。

但是，他也无法扭转整个帝国经济的崩溃、财政涣散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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