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在部队当卫生员，给首长打针时，发现他胳膊上有我家的胎记

那年我刚满十八岁，从山沟沟里被选进部队卫生队，跟着老班长学打针换药。首长姓赵，是团里的参谋长，四十多岁，脸膛黝黑，左眉骨有道疤，听说是打仗时留下的。他总穿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见了谁都乐呵呵的，唯独怕打针，每次来都跟小孩似的往后缩。

那天下午轮到赵参谋长打青霉素，我端着托盘进去时，他正趴在桌上看地图，右手捏着红蓝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赵参谋长，该打针了。”他“嗯”了一声，慢悠悠地撸起袖子，露出结实的胳膊，上面布满细密的伤疤。

我攥着针管的手有点抖，刚要下针，目光突然被他胳膊肘内侧的印记勾住了——那是块铜钱大小的暗红色胎记，边缘像片枫叶，跟我爸胳膊上的一模一样。我妈总说，这胎记是老陈家的记号，爷爷有，我爸有，本以为会传给我弟，谁知那小子胳膊光溜溜的。

“小陈？咋了？”赵参谋长扭头看我，我慌忙低下头，针头戳进去时没控制好力度，他“嘶”了一声。我脸一下子红透了，连声说对不起，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砰砰直跳。

打那以后我总偷偷观察他。他吃饭时爱把筷子横在碗沿，这是我爸的习惯；他看报纸时喜欢用手指沾唾沫翻页，我爸也这样；有次听他跟警卫员聊天，说最爱吃腌萝卜干，那是我妈每年冬天必做的吃食。

越看心里越乱。我爸是在我五岁那年走的，说是去外地做工，从此没了音讯。我妈找了三年，头发都白了，最后抱着我弟坐在门槛上哭：“别等了，他怕是不在了。”可我总记得他走的那天，蹲下来捏着我的脸说：“囡囡乖，爸挣了钱就回来给你买花布。”

我开始找机会接近赵参谋长。帮他整理药箱时，故意问：“首长，您这胎记是天生的吗？”他愣了一下，笑着摸了摸胳膊：“是啊，从小就有，家里人说这叫福痣。”我追问：“那您老家是哪儿的？”他眼神暗了暗：“早没老家了，打小在部队长大。”

有天卫生队大扫除，我在仓库角落发现个旧木箱，上面写着“赵建军”三个字。打开一看，里面有件打补丁的蓝布褂子，领口内侧绣着个小小的“陈”字。我捧着褂子手都在抖，这是我妈亲手给我爸做的，她总说：“你爸那褂子，我在领口绣了字，丢不了。”

那天晚上我抱着褂子找到赵参谋长的宿舍。他正在灯下写东西，见我进来，连忙起身：“小陈，有事吗？”我把褂子递过去，眼泪止不住地流：“这是我爸的，您认识它吗？”

他盯着那件褂子，手指抚过那个“陈”字，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过了好半天，他才抬起头，眼睛通红：“囡囡……我对不起你和你妈。”

原来他当年参了军，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部队送到后方治疗，醒来时忘了自己是谁，只记得胳膊上的胎记。后来凭着零碎的记忆在部队留了下来，这些年一直在找家人，却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全，只知道姓赵。

那年冬天他跟我回了趟家。我妈正在灶台前做饭，看见他进来，手里的锅铲“哐当”掉在地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他“扑通”一声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嫂子，我回来了。”我妈扑过去抱住他，哭得像个孩子：“你个杀千刀的，你可回来了！”

现在我爸早就退休了，每天早上牵着我妈去公园遛弯，胳膊上的胎记依然清晰。有次我跟他开玩笑：“爸，当年要不是我给您打针，您是不是就不认我们了？”他捏着我的辫子笑：“认得出，就算忘了自己是谁，也忘不了这胎记，忘不了家里有等着我的人。”

窗外的阳光落在他胳膊上，那块枫叶状的胎记在光线下泛着暖红，像朵开不败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