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都认为，中国最强盛时并非汉唐，而是拥有先进科技的此朝

文|梅十

编辑|鸟虫鸣

近二十年来，李约瑟、费正清这些西方主流汉学家，还有研究全球史的学者，都越来越觉得中国最强盛的朝代不是汉唐，而是宋朝。

这事儿跟咱们从小的认知差太远了咱们一提强汉，就想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骑兵打遍西域；一提盛唐，长安街上全是外国人，李白喝酒写诗多潇洒。

可西方偏偏把“最强”的标签贴给了看起来文弱的宋朝，还引发了不少讨论。

我一开始也纳闷，宋朝不就是总跟辽金打仗、还得送岁币吗？怎么就成西方眼里的最强了？

中西看“强盛”

咱们传统看一个朝代强不强，首先看地盘大不大、打仗赢不赢、是不是统一。

汉朝打跑匈奴、拿下河西走廊，唐朝灭了突厥、设了安西都护府，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拓地万里”，看着就硬气。

可宋朝呢？从建国起就跟辽、西夏、金、蒙古并存，一会儿签檀渊之盟，一会儿搞绍兴和议，还出了靖康之耻、崖山海战这样的事儿，地盘连汉唐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军事上老吃亏。

所以咱们印象里，宋朝就是“弱宋”，这想法太根深蒂固了。

本来想，疆域大、能打仗就是强，这还有啥说的？但后来发现，西方从启蒙运动开始，看一个文明强不强，不光看这些，还得看科技、经济、文化还有社会结构。

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他们更在意一个社会能不能自己搞出“现代增长”，能不能积累知识。

按这个标准看宋朝，好多地方就不一样了。

比如经济，有个叫麦迪逊的学者算过，北宋人均GDP比同期西欧高不少，南宋的时候，城市人口占比都超过10%了，首都临安光人口就有150多万，在当时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科技方面更不用说，火药武器做成了标准款，指南针用来跑远洋，活字印刷也普及了，还有水力纺织机、链传动的天文钟，全是宋朝搞出来的。

李约瑟就说过，他研究中国科技史，目光总往宋朝飘。

还有国家财政，宋朝工商税占了七成以上，纸币“交子”“会子”管理得挺好，通胀率也低。

王安石变法那时候，中央一年的财政收入能到1.6亿贯铜钱，这是盛唐最高收入的三倍。

社会流动也方便，科举考试让寒门子弟也能进朝廷，书院到处都是，印书成本降了九成，士大夫还能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这么一看，西方把宋朝当“最强”，也不是没道理，就是评判的尺子不一样而已。

咱们总说汉唐强，可汉唐的强更多在军事和疆域上；宋朝的强，藏在老百姓的日子、手里的技术还有管理制度里。

要是光看老百姓过得好不好、技术有没有突破，宋朝还真不输汉唐，就是军事上的短板太明显，才让咱们觉得它“弱”。

宋朝的“现代感”

宋朝的科技不光多，还特别能“改变世界”。

四大发明里，除了造纸术成熟在汉末，剩下三个在宋朝都完成了关键升级，还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传到了欧亚大陆，引发了一连串变化。

就说火药，唐末的时候，炼丹的人就发现硝硫炭混在一起会炸，但直到宋仁宗的时候，《武经总要》里才第一次刊布了官方配方。

那时候北宋开封的兵工厂，一年能造1600万支标准化的火药箭，到了南宋，还发明了铁壳的“震天雷”和管状的“突火枪”。

后来蒙古西征，把火药技术带到了中东和欧洲，直接帮欧洲搞出了14世纪的火炮，这在战争史上都算第一次“现代军事革命”。

指南针也一样，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详细写了磁偏角，南宋的商船都装了水浮指南针，能直接横渡印度洋，开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

以前航海全靠看岸标、看星星，有了指南针，就算离开岸边也能走，这才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航海时代打了基础。

有个叫彭慕兰的学者就说，没有宋朝的指南针，可能就没有哥伦布后来的航行。

活字印刷是毕昇搞出来的，一天能印好几千页书，成本只有雕版的十分之一。

两宋的时候，各地都有刻书的机构，国子监印的书还卖到日本、高丽、安南这些地方。

后来1450年，古登堡在欧洲改良了活字印刷，这被当成“文艺复兴的引擎”，可它的技术原型，就是元朝的时候从宋朝传过去的。

这三项技术看着没关系，其实互相帮衬：火药能保护安全、威慑别人，指南针能走更远的路做贸易，印刷术能让知识传得更快。

西方学者说宋朝是“中世纪全球科技的高光时刻”，真不是夸张。

除了科技，宋朝的经济也透着股“现代劲儿”。

农业上，江南种上了占城稻，一年能收两季，亩产从1.5石涨到3石，养活了1.2亿人口，这是汉唐的两倍。

手工业更厉害，铁产量一年能到12万吨，这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的2.5倍。

景德镇的“影青瓷”，还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在全世界高端瓷器市场都没对手，“南海一号”沉船上挖出来18万件宋瓷，就能看出当时外销多火。

商业上也不一样，以前是里坊制，晚上还得关城门，宋朝改成了街市制，还有昼夜营业的“鬼市”。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还实行了准备金制度，150年里兑换率都挺稳。

海外贸易港口也比唐朝多，从广州、扬州增加到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等七处，市舶司一年能收200万贯，占中央财政的10%。

文化上，宋朝也挺有“理性范儿”。

朱熹、程颐这些人说要“格物致知”，就是要观察、实验、分析，这跟亚里士多德说的“求知是人的本性”差不多。

李约瑟就觉得，这种“理性主义伦理”，是中国最接近“科学精神”的一次。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了587条科技观察，苏颂造的水运仪象台，高12米，用了链传动和擒纵机构，英国科技史家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当然，宋朝的军事短板也不能回避。

重文轻武、更戍法让兵将互相不认识，边防松松垮垮；靠送岁币换和平，虽然换来了内部繁荣，却让敌人越来越强，最后北宋被金灭了，南宋被元灭了，崖山海战的时候，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宋朝就完了。

但西方学者更看重“遗产”，不是“结局”。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接着在全世界传，帮欧洲搞出了民族国家、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纸币、市舶司、理性行政，也给明清和近代东亚提供了制度模板；理学的“格物”精神还通过耶稣会士传到欧洲，成了启蒙思想家对抗神权的武器。

说白了，宋朝只是政治军事系统垮了，可它的科技和制度遗产，在世界史上发挥了“延时作用”，这可能就是西方把它当“最强”的深层原因。

现在全球史学者提“早期现代性”，就是说15到18世纪，欧洲以外的地方也有类似现代增长的现象。

宋朝因为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密集、信息传得快、行政也理性，被越来越多学者当成“东亚早期现代”的起点。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22年就说“唐宋变革论”，觉得宋代已经是“近世”；美国的彭慕兰、王国斌这些学者，还把宋代江南和18世纪英国放一起比，讨论“大分流”前的不同路径。

如此看来，西方不认汉唐认宋朝，不是说汉唐不厉害，而是评判标准不一样。

咱们重“武功疆域”，西方重“科技经济制度”；汉唐的辉煌主要在东亚，宋朝的发明却改了世界；宋朝的城市化、市场化，跟现在的世界更像，容易让人有共鸣。

毫无疑问，汉唐和宋朝都是中国的宝贝。

汉唐打下了“疆域中国”的架子，宋朝提供了“世界中国”的技术和制度血液。

现在中国又回到全球舞台中央，再看1000年前的宋朝，就能明白：真正的强，不只是靠打仗拓地，更要看文明成果能不能跨越时空，给更多人带来好处。

这可能就是宋朝留给咱们，也留给世界的最大遗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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