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援藏干部叛逃者周述武留遗言，死后一定把他骨灰送回老家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清晨，京山南街的车站来了两位陌生人——一位步履蹒跚的中年妇女与一个黑瘦少年。妇人怀里紧紧抱着一只木盒，像是怕碰碎了什么。问路的人得知，她叫张顺娇，少年名周添元，而盒里装着周述武的骨灰。消息顷刻间传开：当年的援藏干部、二十八年前叛逃印度的周述武，终于“回家”了。

县里临时决定派车送他们去周家祖坟。路不远，仅二十多里，却走得格外沉重。车厢里，张顺娇声音嘶哑：“他生前求了好几年，都没捱到体力恢复，如今只能带一捧骨灰回来。”少年低着头没吭声，手掌却覆在木盒上，关节发白。陪同的干部想起档案中那段尘封往事，不由得叹气：“这就是历史留下的疤。”

时间要拨回到一九五一年夏天。西藏和平解放后，大批内地干部翻山越岭进藏开展民主改革。那一年，三十七岁的周述武离开湖北老家，只给妻子周德芳留下一句“干完三年就回”，便踏上了雪域高原。谁也不会想到，三年期满，他却走上了另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初到日喀则，周述武火力十足——土改、修路、办夜校，天天在最偏远的牧区跑。地方党委看中他的干劲，提任江孜县委副书记。可高原上的政治空气变化快，六十年春节前夕的一次会议成了转折点。周述武当众说了句“僧侣也能做朋友”，原本无心之语，却被同僚认定“立场不稳”。会后，他吃了党内警告，撤职停工。自尊心受创，他郁郁数月，那股劲头一夜间没了。

就在迷茫最深时，一个名叫丹珠的女翻译闯进了他的生活。丹珠国语流利，笑容热烈，与周述武多次出入上层贵族的寺院，为他牵线搭桥。一位地位显赫的活佛送上金表，说是“友情见证”。风口浪尖，金表反成利刃。有人当面质问：“你这是被统战了？”周述武面红耳赤，百口莫辩。随后又接到上级急电，命他立刻赴地委说明情况。惶惶不安之际，丹珠低声劝他：“走吧，去印度。那里有人接应，金子也替你备下。”她递来一小包黄金，“留在这儿，早晚出事。”

六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夜，周述武带着二十份机密文件和三支枪，牵着丹珠越过南迦巴瓦雪岭。几天后，印度边防部队在阿鲁纳恰尔邦将他们“保护”起来，各路外媒随即把他捧成“叛逃英雄”。他曾对着话筒迷茫地说：“我愿意讲真话。”可很快发现，记者只要他一句——“中国不自由”。之后的八行字，统统被剪掉。

更扎心的在后头。丹珠卷走大半黄金，留下一纸分手信。印度政府安排的优待金坚持不到两年便停止发放；外国情报人员也懒得再理这位“旧闻人物”。谋生的差事，从给华人商店搬货，到蹬人力车，最后停在一间门脸巴掌大的小饭馆。招牌写的是粤菜，实际上不过面条加咖喱——附近的工人吃得顺口，他也就赖以糊口。

转眼七十年代。与广东籍寡妇张顺娇结合，是命运给他的第二次家庭。婚后两人抱养了一女一子，小日子紧巴却温暖。可连年操劳让这个昔日意气风发的援藏干部积劳成疾，慢性肝病缠了他整整十年。屋子里堆满空药瓶，墙角却蹲着越来越大的孩子。生活的拮据，让他愈发想起湖北老屋的桂花香，“要是能回去就好了”，这是他常念叨的梦。

一九八六年，契机终于出现。旅印华侨把国内最新政策带给他：回去认错，国家照样接纳。那晚，他伏在桌前写了四页信纸，字字剜心。信里有一句话很重：“活着回不得，死也要葬在家乡土。”京山县很快回信，肯定其认错态度，欢迎归来。读完信，他泣不成声，反复对妻子说：“还有机会。”

然而病情不给情面。八八年二月，他躺在木床上，握住张顺娇的手：“告诉家乡，我愿立遗嘱，骨灰一定要回去。”话音落下，人已气若游丝。当夜子时，雨点拍屋檐，印度医生宣告他心跳停止。华人朋友凑钱办了火化，张顺娇抱着骨灰盒守了一夜，眼圈通红。

归途中波折接连不断。印度方面手续繁复，机票贵得惊人，若非老朋友们集资，母子俩根本踏不出德里的闷热机场。飞机在北京降落时，已是初夏。那几天，首都的雨下得很大，站在舱梯口，张顺娇让儿子把骨灰盒贴在胸口，说：“这是你爸爸的心，他回家了。”

京山县对这对归来母子伸出援手——粮本、公寓、补助、学费全包。这不是破格，而是对政策的兑现：来去自由，改过自新。周添元在镇小学读书时，总觉得低人一头，可每当老师拿出县里寄来的减免通知，他会抬起头，感觉老屋后那片竹林在为自己摇叶子。

一晃八年，周添元职高毕业，被分到县钙塑厂，成了正式工。张顺娇搬进了福利社旁的半间平房，日子虽清淡，却再不用担忧明天柴米。有人好奇问她：“你们回来啥都没带，政府为啥还帮？”她笑了笑：“回家的人，家里就得收。”

周添元偶尔翻开父亲留下的破旧日记，墨迹斑驳：一页写着“新辟十三亩麦田”，一页写着“收表事误己”。最末一页贴着泛黄的两寸黑白照，那是周述武三十七岁时在日喀则的合影，眉宇间透着锋利。再往后，是空白。孩子轻声说：“爸当年在雪山上走丢了，现在该安心了。”

多年过去，那个坟头草已长至半人高。清明时节，邻村老人常见张顺娇带着小板凳坐在坟前，数着那些年轻岁月的得与失。她没读过几本书，说不出大词，却记得丈夫入藏前给乡亲挥手的样子，也忘不了他夜里自责梦呓里的“对不起”。于是，每到傍晚，她都把随身钥匙挂在坟边树枝上，像是在告诉逝者：家就在不远处，想回就回来，门永远开着。

周述武的故事被地方档案馆整理，标题是《叛逃者的忏悔与归土》。信件、批示、旅印侨胞的佐证材料，一并封存。偶有研究者来查阅，惊讶于那一摞尘封的电报：六十年代，他被各路敌对电台吹成“湖北的切·格瓦拉”；八十年代，他在德里开饭馆的执照还被拍成照片，贴在不起眼的角落。

有意思的是，昔日战友听闻其骨灰归来，并未多言苛责。有人在祭文上写了一句：“是非功过，自有春秋。”他们知道，那个年代的山口弯多，走错一步，再想回头，常需用半生去偿还。若干年后，新一批年轻人到京山采访，镇里的老人抬手指向那片坟冢：“记住他，也记住那段路难走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