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美国出台相关立法推动儿科药物研发,同时也引发了对药物对儿科发育系统毒性的关注。这些立法包括2002年的《儿童最佳药物法案》(BPCA)和2003年的《儿科研究公平法案》(PREA)。当时的临床前动物试验主要针对成年动物,在发育中的动物身上进行安全性评价尚属新兴领域。人们期望通过幼龄动物研究(JAS),解答药物在发育中动物体内潜在毒性的相关问题。
2006年,FDA发布《儿科药物产品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行业指南,试图使JAS标准化,并以特定毒理学问题为导向。该指南强调,开展JAS应基于对动物和成人毒性数据审查后发现的不足,围绕具体问题展开。
早期对药物研发中JAS的评估发现,在400种产品中,仅有不到10%的处方信息(PIs)包含JAS相关内容。2007年,《FDA修正案法案》对BPCA和PREA进行修订,要求若开展了JAS,需将研究数据纳入处方信息。
JAS对儿科药物研发成果的适用性存在不确定性。2013年,Baldrick指出,JAS中发现的、有别于常规成年动物试验的独特结果十分罕见,且“减少动物试验”是未来药物研发测试的趋势。仅用于证实成年动物中已发现毒性的JAS并无实际价值。
2021年,ICH与FDA联合发布了支持儿科药物非临床测试的新指南,该指南更侧重于提供一种“证据权重法”(WoE),用于指导药物研发过程中是否开展JAS的决策。
3Rs原则(替代、优化、减少)指在监管安全性评估中,将重点从动物毒性研究转向非动物测试,即“新方法学”(NAMs,亦称为“新型替代方法学”)。该原则已被美国FD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其他联邦机构广泛采纳。
尽管JAS被推荐作为儿科临床前安全性评估的一部分,但目前尚无关于这些研究对儿科药物研发成果影响的最新评估。FDA做了一项研究,旨在实现两大目标:1)从儿科产品的处方信息(PIs)中识别、提取并分析JAS研究;2)结合最新指导原则,评估这些JAS研究得出的结果。
FDA通过标签检索初步获得269项结果,经交叉核查药物是否受BPCA、PREA法案或两者共同推动,并剔除重复项、505(B)(2)类申请药物及未获批用于儿科人群的药物后,最终确定74种独特的儿科获批产品。此外,另有48种无获批儿科适应症的产品被单独分析。
时间分布
74种产品中,含JAS的PIs数量随年份呈增长趋势:1955-1978年:仅6份;1979-2002年(BPCA通过前后):17份;儿科相关立法通过后,含JAS的PIs数量在近20年保持稳定:2003-2012年为23份,2013-2023年为28份。
治疗领域分布
74种产品涉及多个治疗领域(如下图),其中JAS研究占比最高的领域为:神经系统药物:44.6%(33/74)>抗肿瘤与免疫调节剂:14.9%(11/74)>消化道与代谢药物:12.2%(9/74)>肌肉骨骼系统药物:9.5%(7/74);还有些其它类别,占比 10.7%(8/74),涵盖全身用抗感染药、心血管系统药物、血液及造血器官药物、皮肤病药物、全身用激素类制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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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试验种属选择
依据已发布指导原则,JAS应尽可能采用单一物种开展。74种产品的JAS物种选择情况为:
83.8%(62/74)的产品采用单一物种进行JAS;
16.2%(12/74)的产品采用2个物种;
89.2%(66/74)的JAS以大鼠为实验模型,为最常用物种;其次为小鼠(3项)、犬(2项)、小型猪与猴(各3项)。
基于“证据权重法”(WoE)标准的特征分析
结合指导原则中“目标患者最小年龄”和“临床治疗持续时间”两项WoE客观标准,74种产品的特征如下:
目标患者最小年龄(如下图):1)针对低龄儿科患者(新生儿、婴儿):35.1%(26/74);2)针对儿童与青少年:64.9%(48/74)。可以看出大部分JAS研究是为了支持儿童这个阶段的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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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治疗持续时间(如下图):1)慢性用药(≥3个月):41.9%(31/74);2)急性或单次用药:51.4%(38/74)。短期用药稍微偏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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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结果对药品标签的影响
儿科获批产品:74种产品中,仅8.1%(6/74)的JAS数据直接影响标签内容,促成了针对儿科人群的特定建议。例如:Aliskiren因幼年动物中转运体和代谢酶未成熟导致药物暴露量过高,标签注明“2岁以下患者禁用”;Linaclotide黑框警告提示“2岁以下患者禁用”,因幼年小鼠给药后出现脱水死亡。如前文所言,JAS中发现的、有别于常规成年动物试验的独特结果十分罕见。
无儿科获批适应症的产品:48种产品中,仅8.3%(4/48)的JAS结果直接影响标签。例如plecanatide的黑框警告注明“6岁以下患者禁用”,因幼年小鼠给药后出现脱水死亡。
JAS的现状与特征
核心地位与数据概况:JAS是当前儿科临床前发育安全性评估的核心。本研究发现,美国FDA批准的药品中,有74种在PI中提及JAS且适用于儿科人群。
数量变化趋势:2002年儿科相关立法出台后,含JAS的药品说明书数量发生大幅变化,此后20年间保持稳定。
研究设计特点
物种选择:多数研究仅采用单一物种,以大鼠为主。
适用人群:超半数药品针对儿童和青少年。
用药场景:约半数药品用于急性治疗或单次使用。
对药品标签的影响:74种获批儿科药品中,仅6种(8.1%)的JAS结果直接影响了药品标签(如儿科用药部分或警告项),这与对未获批儿科药品的分析结果(48种中有4种,占8.3%)相近。
主要治疗领域:神经作用类药品的JAS开展数量最多。
儿科临床前发育安全性评估的新方法探索
探索必要性:既响应FDA开发NAMs以减少动物实验的目标,更旨在提升儿科临床前检测结果对药品标签的直接影响。
潜在新方法如下:
拓展次要药理学研究:制药企业在IND申请阶段对药物次要靶点的检测可用于筛查不良效应倾向,已有研究发现480家申办方提交的1120项IND中,对747种不同受体进行了结合试验,此类分析已趋常规化。
发育生物学受体研究:目前尚不清楚哪些发育生物学受体可预测儿科发育风险及747种已知受体中哪些对儿科患者有风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启动的“发育基因型-组织表达(dGTEx)”项目,旨在建立资源数据库和组织库,研究人和非人灵长类发育阶段多参考组织的基因表达模式,有望为筛选儿科发育相关受体提供支持。
微生理系统与器官芯片:已应用于多种疾病研究,可识别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的治疗策略。
定量构效关系(QSAR):已用于预测药物诱导的肝损伤,在儿科发育安全性评估中潜力广阔。
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AI):2017年Boland等人开发的算法预测fetal loss和congenital abnormalities的准确率分别达91%和87%;Evangelista等人开发的Reprotox-KG平台可识别与出生缺陷相关的生物通路,未来AI应用将进一步拓展。
建模与模拟:基于生理的药代动力学(PBPK)模型可分析药物暴露浓度;定量系统药理学(QSP)可增加模型的生物复杂性,如某酸鞘磷脂酶缺乏症(ASMD)的QSP模型结合临床数据,支持了奥利普酶α在儿科患者中的获批。
当前挑战
2025年儿科安全性研究面临困境,儿科罕见病药物研发处于高峰,但可参与长期安全性研究的儿科患者数量极少;ICH E11增补文件将成人患者药物安全性外推至儿科患者纳入监管指导,这可能削弱20多年前推动JAS发展的核心考量,因此需将JAS与高效NAMs结合,实现全面的儿科临床前发育安全性评估。
引自:Pediatric Developmental Drug Toxicity:Description of Juvenile Animal Studies in US FDA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and Assessing the Need for New Approach Method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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