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后战士们改善伙食，聂荣臻接过一烧饼攘臂而起：快上报毛主席

1935年9月的哈达铺，秋风已经带着一点凉意吹进这个甘肃南部的小镇。街口的油锅里，烧饼正“刺啦刺啦”冒着香气，和几天前红军刚走出草地时那种带着腐烂气味的泥水味道，几乎像是两个世界。很多年后，一些老红军回忆起那一刻，都说有种“真的活回来了”的感觉，却没人想到，一块用旧报纸包着的烧饼，会把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引向陕北。

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党中央和红军高级将领心里并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终点”。长征要走到哪里去，北上、南下，还是另辟蹊径，争论反复出现。道路难走是一回事，方向不明又是另一回事。而恰恰是在最迷茫的时候，一张地方报纸闯入了他们的视野。

一、从草地“死里逃生”到哈达铺“吃顿饱饭”

如果把哈达铺当成一个转折点，那么前面那一大段路，基本就是在“同死神赛跑”。湘江一战的惨烈自不用多说，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开始战略转移，接连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攻打遵义城、占领娄山关、大会理、飞夺泸定桥，每一步几乎都踩在敌人的火力缝隙里。指战员伤亡、掉队的人数，在长征过程中几乎没有精确数字，只能用“惨重”来概括。

真正压垮体力和意志的，是后来那段草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进入川西、甘南一带的高寒地区，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沼泽湿地。很多地图上只用一片绿色简单标注过去，但走在上面的战士知道，那一脚踩下去，到底是实地还是泥潭，全凭运气。有人落进去，本能地伸手去拉，结果两个人一起下沉，这种教训反复出现，才慢慢摸索出“放松身体、慢慢挪动”的脱身经验。

草地的泥水多带腐败物质，战士鞋袜破损严重，一旦皮肤破损沾上，容易红肿溃烂。更糟糕的是，天气说变就变，雨一下，原本就松软的地面更难分辨深浅。许多老红军提起那段经历时，都说最怕的就是突然下雨——天上是雨，脚下是沼，人稍不留神就被卷进去。

黄克诚后来在回忆中提到，有一次部队正在涉河，河水本来就急，暴雨突然倾盆而下，水位猛涨，队伍被冲散，许多战士被卷走，再也没有回来。长征路上打了无数仗，可不少人是倒在看不见敌人的地方。

吃的问题，到了草地中央几乎成了无法回避的生死考验。出发前虽然准备了青稞炒面，但途中战斗频繁，转移仓促，很多粮食来不及加工，只能生吞硬咬。雨一淋，炒面结成疙瘩，再加点水成糊糊，喝得下去算好的，有的战士一闻那股味道就反胃。干粮耗尽之后，野菜、草根、树皮成了唯一选择，运气不好，吃到有毒植物，轻则腹泻，重则中毒倒下。

走在前面的部队还能刨到点树根草皮，后面的连树皮都难找。不得不说，人饿到极限时，底线会一步步被现实逼退。有人煮皮带、煮皮鞋，有人把马鞍皮拆下来煮，有战士甚至从马粪里挑出没消化的青稞粒，洗干净再吃，喝的则是人尿、马尿。对外人来说，这些细节听起来刺耳，但在那一段路上，这真的是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能吃的东西耗尽了，就得动用最后的“储备”——坐骑。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走在队尾，当粮食彻底断绝，战士已经靠不住时，只能下令宰杀全部坐骑。这批马肉，支撑了许多战士跨过草地的最后几天。有人形容，那几顿肉吃得眼泪都流在碗里，一口一口咬下去，不只是救命，也像是在咬紧牙关和命运拧在一起。

露营更谈不上什么舒适。草地泥泞，能找到的相对干燥地方极少，红军多在河边、山坳或微微隆起的高地宿营。天气好时算侥幸，一旦下雨，只能任由冷雨浇透棉衣。到了清晨，值勤人员常常发现有人在夜里静静地断了气。有人说，走出草地时回头望那片阴湿的天地，真有一种“从死亡世界回到人间”的感觉，这话并不夸张。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终于走出草地，陆续进入甘肃宕昌县境内的哈达铺镇。各路进入草地的起点不同，走出的地点也不一样，但对许多战士来说，抵达哈达铺那一天，就像过了一次鬼门关。身体透支，队伍减员，精神紧绷，这支队伍迫切需要一个能休整的地方，同时也急需一个明确的方向。

二、“要食得好”的命令和一块用报纸包着的烧饼

哈达铺在当时是陇南一带颇有名气的药材集镇。1935年9月18日前后，红军先头部队首先抵达，随后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陆续进入。刚到镇上，很多战士支撑着卸完装备，整个人几乎就瘫在地上。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如果再不补给，后面还谈什么继续北上。

党中央在这里作出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关系全军生死的决定——必须尽快改善伙食，恢复体力。当时总政治部专门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每个战士发一块大洋，用来改善伙食。这个做法，在长期吃野菜、啃皮带之后，简直像宣布“过年”。

哈达铺物产相对丰富，又碰上秋收季节，粮食、肉食都不少。只是因为交通不便，这些东西难以运出，物价自然不高。当时当地商号有八百多家，大洋在这里很值钱：五块大洋能买一头肥猪，两块可以买一只肥羊，一块能买五只鸡，一毛钱就能买十个鸡蛋。再加上之前战斗中从鲁大昌部缴获的数百担大米、白面和两千多斤食盐，红军连队的伙食标准一下子跃上去了。

作家成仿吾亲历这段历史，在《长征回忆录》中写过哈达铺的情景：各个伙食单位主食有白面，菜里有羊肉，久未沾油盐的战士端起碗来，真的是一口气连吃几碗。更有意思的是，总政治部还专门要求部队邀请周围群众来会餐，各伙食单位摆上客桌，请当地老百姓一道吃饭，院子里男男女女，拉家常、讲见闻，气氛热闹又亲近。

在这里，红军一方面用缴获的粮食、食盐救济贫苦农民，帮忙干活，修桥修路，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纪律与作风展示给当地百姓看。群众看红军讲道理、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主动腾出房子让红军住，照顾伤员，双方感情很快拉近。1936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时，当地群众又一次筹集粮食、牲口支援，还组织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力量配合红军，可见这份信任不是一朝一夕。

在哈达铺驻扎期间，中央红军已经改编为“抗日先遣陕甘支队”，这名称本身就透露出一个方向——北上，奔着抗日去。但具体往哪里走？在陇东立足，还是继续向西北、华北寻找更合适的根据地，当时并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已经看得很清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安排休整的同时，也在不停讨论下一步行动，心里的那份不安，从回忆材料中都能读出来。

就在这种既有短暂宽慰又笼罩着迷茫的气氛里，一件看似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发生了。

红二师进驻哈达铺后，聂荣臻远远就闻到街头烧饼的香味。他本就胃口不好，这一次却也忍不住动了心。放下行李，他对身边的年轻战士杨家华说：“去，给我买个烧饼。”杨家华掏了掏身上不多的钱，干脆全拿出来，买了四块烧饼回来。

那会儿大家都饿急了，林彪一把抓起一块，几口就吃得差不多。聂荣臻接过另一块，刚咬了一口，抬眼就看到林彪吃得太快，便把纸包递过去，让他再拿一块。林彪也没客气，又取了一块，将包着最后一块烧饼的纸递还给聂荣臻。聂荣臻随手把那块烧饼让给杨家华，自己则低头看起那张当做包装纸的报纸。

“是《山西日报》。”他随口念了一句。

原本只是想随便翻翻，打发吃东西的功夫，谁知视线落在一则消息上，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嘴里嚼着的饼不动了，手也停在那里。几秒钟之后，他整个人猛地站起来，攘臂而起，声音一下拔高：“快，把通讯员叫来，上报毛主席，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

屋里的人都被这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等他稍微缓过劲，对林彪解释时，话已经顾不上润色：“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带着一支队伍，在那边活动着。”

林彪一听，显然也被触动了，连着问了两句：“真的吗？真的吗？”然后才慢慢坐下，把手里那块烧饼掰了一小块，低头思索起来。对于这些长期寻找落脚点的指挥员来说，这消息的重量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聂荣臻当时对身边那个帮忙买烧饼的小战士也没忘记。等情绪平复，他走到杨家华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说：“小鬼，你可是立了大功呢！你那张报纸买得好，你的烧饼买得好。”说完塞给他一块大洋，还叮嘱：“快把你的这块烧饼吃了，再去买几块来。”

三、报纸、布告、传单：陕北落脚点是如何确认的

需要说明的是，哈达铺见到的并不只有一张《山西日报》。在短短几天里，中央领导人和军队干部通过多种渠道拿到了数量可观的报刊资料。《大公报》《中央日报》《晋阳日报》《西安报》等当时在西北地区流通的报纸，都被他们翻了个遍。

《大公报》在其中颇为关键，这份报纸当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对西北局势的报道也比较集中。张闻天在1935年9月22日写过一篇读报笔记，里面摘录了九则重要消息，有六则就来自《大公报》。这些报道，不约而同提到陕北红军动向、陕北苏区的存在以及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情况。

为什么关于陕北的消息会集中出现在这些报纸上？这与山西、陕北的地缘关系有关。山西与陕西相邻，晋西地区既有国民党军队，也有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外来的记者如果想了解陕北局势，往往会先到太原，与阎锡山、地方军政人员接触，再通过他们掌握的情况写报道。《大公报》的主笔就曾到太原，通过阎锡山方面掌握了不少关于陕北红军的资料。

阎锡山关注陕北红军，并不是出于好感，而是防范。他担心陕北革命力量向晋西渗透，所以山西地方报纸上关于陕北的消息反而更加密集。《山西日报》《晋阳日报》当时都是地方较有影响的报纸，对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在三边地区活动、攻占县城等情况都有连续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聂荣臻当时拿到的那张《山西日报》，并不是唯一的情报来源。早在红军进哈达铺之前，毛泽东就特意吩咐梁兴初、曹德连等人，执行任务时要多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报刊杂志，特别是近期的。很快，他们在一次化装行动中有了收获：在哈达铺附近，一位国民党部队的少校副官路过，随身携带不少报纸和书籍，被红军缴获后，里面就有提到陕北刘志丹部队的报道。

这些报纸很快送到正在行军途中的军团首长手里。林彪、聂荣臻看完，连同那张包着烧饼的《山西日报》一起转呈给毛泽东。这些材料互相印证，使得“陕北有一块红军根据地”不再只是零散传闻，而有了相当可靠的依据。

李维汉后来在回忆中提到，当时在哈达铺讨论问题时，有一张《山西日报》摆在桌上，上面刊载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刘志丹的消息。反过来看，这正说明陕北确实存在一支规模不小的红军部队，并非孤立零星的游击队。中共中央于是意识到，那里可能是一个可以会师、可以经营的根据地。

谢觉哉在街上买烟叶，发现包烟叶的是一张《晋阳日报》。报纸上同样有关于刘志丹和西北红军的报道，如攻占数座县城、红军与赤卫队人数可观等内容。更巧的是，这份报纸的时间、信息，与《山西日报》、《大公报》上的相关报道大致相符，互相印证了消息的真实性。

除了报纸，还有布告和传单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杨尚昆回忆，当时在哈达铺，他们看到一份国民党政府的布告，上面提到刘志丹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调兵围剿。布告本意是宣示“剿共决心”，但从中共一方的角度看，它却是反面证明——既然要“围剿”，说明那里有一股不小的红军力量。

在老百姓家中，红军还发现了一张红军自己印发的传单，标题大意是“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说明陕北红军不光是打游击，还能攻占重要县城，足以支撑一个区域性根据地。布告和传单，一个从敌方，一个从我方，却在内容上相互印证，使中共中央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判断更有底气。

从哈达铺再往前走，榜罗镇又提供了一批关键资料。当地一所高小学校给红军提供了藏在校内的报纸杂志，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整天泡在这些资料里，一份一份翻过去，把有关陕北、华北、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内容用红铅笔划出来，集中讨论。陈昌奉回忆，毛泽东一到哈达铺，就直奔一处邮政代办所，翻看所有能找到的报纸，把有用的全拿回住所，夜里几个人围着桌子，一段一段圈点。

通过这些报刊、布告、传单和地方材料，中共中央逐渐形成一个清晰判断：陕北不但有一支规模不小的红军，而且已经形成一定范围的苏区；西北地区敌人虽强，但控制并不牢固；陕甘晋交界一带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将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利于和华北、关中地区联成一片。

1935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召集干部会议，在掌握了上述各类情报之后，明确提出部队北上，争取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那里的红军会合。中央红军同时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一支队，朝着陕北方向进发。可以说，从这一刻起，长征的落脚点从“模糊设想”变成了“清晰目标”。

从得到消息到最终决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先有零星报道，再有多家报纸互相印证，接着有布告和传单补充，最后在榜罗镇的资料里把零散信息串成一条线。聂荣臻手中的那张《山西日报》，只是其中一环，却恰恰扮演了“点燃警觉”的角色，使陕北问题一下进入中央领导层的核心视野。

从结果来看，陕北落脚的决定，对中国革命的走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1935年底到1936年，中央先后与陕北红军会师，形成较稳定的陕甘宁根据地，后来的延安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对陕北情况判断不足，贸然另选他处，后面的故事恐怕要完全改写。

不过，还是得把话说准：红军最终选择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并不是单靠一张报纸，或者一块烧饼决定的。那张包着烧饼的《山西日报》，只是众多情报来源中一个特别鲜明的节点，它让一个正在焦虑寻找方向的集体，看到了另一支红军还在坚持斗争的确切迹象。若将整个过程比作搭桥，这张报纸是一块关键桥板，却不是全部支架。

在长征那条漫长的路上，很多决定看起来似乎带有偶然性，实则背后都有大量信息的积累、反复的讨论和谨慎的斟酌。哈达铺的烧饼和报纸，正是这种“偶然之中有必然”的一个缩影：战士们借它改善伙食，恢复筋骨；指挥员借它捕捉信息，校正方向。等到部队举步向北，离开哈达铺的时候，多数人只记得吃过一顿饱饭，心里却已经无形中，把陕北这两个字刻得更深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