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她扶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离开，周恩来叫住：你就站我旁边

1949年9月30日深夜，北京已入初秋，长安街却灯火通明。西花厅里，周恩来批阅完最后一沓文件，抬头对身旁的女同志轻声交代：“天亮前，把宋先生的日程再核一遍。”那名女同志，就是后来出现在开国大典画面中、扶着毛泽东与宋庆龄缓步上城楼的“阿曾”——曾宪植。

天快亮时，礼炮阵地传来试鸣，整个筹委会像被闹钟同时唤醒：旗杆高度、彩车路线、阅兵顺序，一项项确认。然而最被反复强调的，是宋庆龄的安全与体面。她是孙中山的夫人，也是国际舞台上中国新政权公认的象征，任何细节都不能有失。合适的陪同人选必须兼具革命资历和私人友情，两道门槛摆在那里，能跨过去的，只有曾宪植。

这位姑娘来头不小。她1910年生于湖南湘乡，家谱上写着“曾国荃之曾孙”。府里礼法森严，可她性子野。十三岁考进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唱《击鼓骂曹》、打篮球都拿手。1926年北伐军号响彻山河时，她扔下闺阁绣帕，自报军校女子队，并在考核中拿到前几名，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女兵之一。

西征途中，曾宪植背着药箱在前线救护。泥泞战场，一个连长握着她的手感叹：“名门千金肯来前线，算咱部队的福气。”次年，她又跟随叶挺部队投入广州起义，在战火中结识宋庆龄。晚上忙完救护，两位年轻女子对坐喝茶，宋庆龄问她：“小曾，这么做值得吗？”“革命路窄，走上了，就得走到底。”一句话，让俩人结下了患难之交。

革命的轨迹把她推向更隐秘的战线。1928年，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十余年，潜伏上海、香港、重庆，奔走于统战与妇运之间。邓颖超常说她“胆大心细”。1946年，她担任南方局妇女组组长，兼任邓颖超秘书，布线联络，穿梭在各色人群之中。正是这段经历，让中共中央在1949年夏天毫不犹豫地把“宋庆龄接待专使”一职交到她手中。

六月底，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宋庆龄在淮海中路寓所里透过法式长窗，看见街上老百姓眉眼间久违的轻松。邓颖超亲自赴沪，送上赴京电报。宋庆龄犹豫再三——自己是国民党名义上的副总裁，北上是否妥当？犹疑被街头的笑脸逐渐融化，她终于点头：“我去看看新中国。”

曾宪植抢在专列之前抵达北平。她挑了西城沙滩北街的一处四合院，增设防弹窗、警卫岗，甚至请来一位从法租界走出的沪籍厨师，调制正宗本帮菜。有人揶揄她“太小题大做”，她回敬：“这可不是私宴，这是国礼。”

10月1日午后，万众云集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毛泽东腿伤未愈，踩上第一道台阶时脚步略显迟缓。身着浅灰色长衫的曾宪植左手托住他的臂弯，右臂搀扶身侧的宋庆龄，稳稳拾级而上。那一排白石台阶，似乎比任何战壕都更需谨慎。

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礼炮七十声震彻云霄。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沸腾，空中飘落的彩纸片像雪。曾宪植将自己的位置慢慢后撤，生怕镜头里出现多余身影。正要转身离开，身后传来一句温和而不容置疑的吩咐——“阿曾，你就站在我旁边。”周恩来朝她招了招手。她略一点头，回到队列。就这样，她的身影与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一道，被永远镌刻在胶片上。

夜幕降临，礼成。宋庆龄挽着她下楼梯，难掩激动：“这一刻，孙先生若能见到该多好。”她没说话，只是握了握宋庆龄的手，随后披上外套护送对方回到住所。此后一个多月，只要宋庆龄在北平，曾宪植便寸步不离，起居、警卫、医护，一手操办得滴水不漏。

共和国走上正轨后，曾宪植把全部热情投入妇女解放。她参与起草《婚姻法》调研材料，南下北上调查女工劳保，常年写字写到手肿。有人问她为何总把自己隐到后面，她笑答：“就像打仗，有人冲锋，也得有人运粮运弹。”

1989年10月11日，广州的木棉花才刚刚绽放，这位传奇女子在病榻上安静合眼，享年七十九。友人送挽联曰：“把荣誉让出去，将责任揽进来；于毁誉不惊，对得起初心。”一句短语，道尽她坚韧的一生。那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回眸，已随胶片传世；而她低调站在总理身旁的身影，仍在默默提醒后人：荣耀之外，还有无声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