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馀阴见故家——“攟古继美”参观记

昔年为调查清代书画流传与递藏情况，翻阅过潘奕隽父子的《三松堂书画记》与《须静斋云烟过眼录》；后来兴趣日渐驳杂，又曾浏览过若干相关尺牍材料，知道这是一个奕世传芳的清贵世家。于是“攟古继美”开展不久，就前往上图东馆仔细学习了一遍。

展览全名为“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自然包括两重维度，即与潘氏历代人物直接相关的文献，如日记、书信；以及经由潘氏家族收藏得以传世的典籍，如宋元刻本。它与博物馆常见的古代书画展览性质显然互有异同：由于书画本身携带的信息较为丰富，即使以同一藏家为主题来办展，收藏者的维度仍然可能会被忽略；而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字史料，则要求观者综合各种信息，进行知人论世式的理解。现场参观路线设置颇为严密，始于潘氏家族历代名贤，展陈他们本人及朋友的往还书简、书画遗作、诗词稿本等，确保观众对人物信息及生平志趣略有了解后，才逐一展示潘家历代收藏的各种书籍。

数日后得到一册图录，复有意外之喜。受限于物理结构，书籍、册页等无法拆开展陈，但图录不受限制，实际呈现的内容比现场丰富得多，通览一遍，几乎能以一个六代绵延的科举家族为镜，略窥清中叶以来的几阵文化与学术史风潮。虽然乔木故家理当有此风范，然而这株乔木要久久屹立，却也不是易事。若无世代蝉联的功名，以读书与收藏为乐的风气就无所依附了。

清·滂喜斋抄本《藏书家印记序跋》

《藏书家印记序跋》：一份追逐宋元本的“工作笔记”

书写文化的方式很多，收藏古物可能是最直观的一种。不过，每一种古物都有自己所属的传统，在历史上的分量并不相同。对读书人来说，书籍总是最重要的。在潘氏家族兴起的时代，古刻精钞的文献、文物双重价值已经得到公认；即使是晚近之本，只要品质良好，大家也会郑重对待。潘奕隽读苏轼诗集，即选用康熙三十八年（1699）宋荦刻本，圈点批题殆遍，大概就是因为它算得上近时的可读之本；李文田致潘祖荫札，谈及一部影宋刻本《梦溪笔谈》，也说影得“与真宋差近”，出价不可太低。

李文田致潘祖荫札，谈及一部影宋刻本《梦溪笔谈》

古人身在历史文献的海洋中，深知不同书籍性质有别，会以相应的态度对待它们。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潘曾沂在书信中倡立“吴郡书藏”，甚至为这个预想中的书库起了“文献阁”之名。他以为此时正应聚集文献，不使散失，并借助此事培养人才，使他们增长见闻。他号召同人捐书，打算请人调查古今书目，拟从常见书入手，精挑版本，陆续购买。康熙年间，嘉兴人曹溶曾撰有《流通古书约》，主张各藏书家互通有无，彼此传钞，增加古籍存量，保证其不至亡佚，固已极具识见，远超一般收藏家。而潘曾沂生活在日渐变动的世局之中，既要保存实物，又想赓续地方文脉，培养新的读书种子，在化私为公和久久为功两端，似乎都想得更远一些。

保存文献是一种传统，重在内容；珍藏善本是另一种，重在实体。藏书史上提到宋元刻本，辄艳称顾批黄跋。以批校、题跋为早期古书增重的顾广圻（1766—1835）和黄丕烈（1763—1825），都是苏州学者，主要活动于乾嘉年间。对潘氏家族的后起之秀，咸丰二年探花潘祖荫（1830—1890）而言，他们也正是近在咫尺的乡先辈。渴望把他们收藏过的名物纳入自家书箧，自在情理之中。当然，就算没有这一层缘分，宋元刻本那时也早已成了宝贝，购求竞争相当激烈，所以潘祖荫一直在到处打听消息。他曾写信给沈树镛，许诺不惜千金购买常熟瞿氏所藏的所谓“景祐本”《汉书》，又向叶昌炽询问瞿家是否果真藏有元刻《辽史》《金史》，表明购买意愿。他甚至随身带着一部极为可爱的《藏书家印记序跋》，出差上班也不落下。

清·滂喜斋抄本《藏书家印记序跋》

表面上看，这无非是一部文献资料汇编，平平无奇。可是一个不爱在书上写题跋的藏家，却把这份材料写成了微型的访书札记。翻翻它，再看看相应的尺牍文献，我们好像还能看到藏书家潘祖荫百变的神情。潘祖荫在钞手过录的前人书目、序跋边上密密加批，记录实物流动的轨迹，注明某书现归某人，写明自己等待某书入藏时渴盼的心情。把古书当成追逐的对象并不奇怪，可是，一份写下了全国藏书格局、书籍流通动向和购书心境的“工作笔记”，实在是个新鲜有趣的东西。这些记录把资料手册化为鲜活的藏书史文献，真切展现出时人追逐宋元本的热情。

正是经历数百年浮沉，艰难传至此刻的物质实体，为善本赋予了极大的价值；可也正是这怕火怕水怕虫怕霉，还怕被人攘夺不还的脆弱之物，最好在主人眼皮底下看，而不要大范围、远距离地寄送传观。在物质属性这一点上，宋元善本与书画作品其实多有相似。以较为严谨的语言说，不妨概括为两点：一、实物相对难以复制，传播受限。但是关于它的信息与知识，可以和它分开流传。然而，文字对实物的描述总是有其限度。二、实物并非完全封闭。依不同形制，都具有一些改装的可能性。经由为书籍添加空白页，再留题其上的改装，实物得以扩容，人们由此获得交流的空间。相应地，交流的需求不但改变其形态，也持续为它赋予新的意义。

潘祖荫致徐琪手札，言自己“专嗜彝器。真伪到手立辨”，又言“最恨者满口翁、阮，直是依草附木门外汉耳”，强调“不知此义者，不可与言金石”。

由书画到金石的收藏与学术风气

大体而言，乾嘉时期及以后，文艺、学术与鉴藏趣味曾经缓缓转移。金石一度成为新兴的增量市场，与书画的存量市场相颉颃，至有超越之势。殆至晚清民初，书画又见复兴，但鉴藏家的身份已不复从前。潘氏家族的历史恰好与这一趋势相始终，所以，撇开书，几代人关心的“其他古物”不尽相同。

潘奕隽在北京做官十几年后，就退休回乡，家居四十余年方才弃世。他享寿既长，声望又高，与同时名流多有联系，并且具备清晰的文献意识，曾将四方来信选汇为《三松堂鱼素检存》。这部尺牍内容十分可观，可惜图录中不能尽收（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例如同乡前辈彭启丰，是雍正年间的状元与翰林，也是潘奕隽乡试座师。彭氏写一手董其昌路子的秀气小字，同他讨论写成的题画诗应该如何与画卷同装。又譬如王鸣盛（1722—1798）一札，则是因为女性亲戚求王先生在扇面上题写咏兰诗，又拜托他转求潘奕隽在扇上再画几朵兰花。余集（1738—1823）两札，一封夸他作书深得董其昌神髓，另一封向他求个扇面，要“七言一绝，其背作兰数笔”。看来，潘奕隽娴于书画的名声早已流播士林。就连对金石学卓有贡献的后辈黄易（1744—1802）写信来，仍以谈论书法作品与书画扇面为多，可见一斑。

潘奕隽去世之年，潘祖荫出生。这一对叔曾祖与侄曾孙，兴趣终于不再相同。潘祖荫宣称一向不收字画（见《潘祖荫日记》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条），而讲求金石不遗余力，肯用好几部宋版书加上唐人写经去交换一个青铜盘。遇到好东西，他不掩渴望之情，好几封信里都对朋友们哀叹，不知左宗棠究竟何时才能把大盂鼎平安运到北京。在研究上，他又成了个勇于自信的专家，觉得自己眼光极好，骂那些动辄拾翁方纲、阮元唾余的都是门外汉。他是经历了晚清政坛巨变的重要官员，学者早已注意到其日记相当谨慎，很少谈论国家大事。然而，人物的形象与文本的体裁密切相关，从谈论爱好的私人信札中揣想，这竟然是一个雄强而活跃的性情中人。

从前，金石书画都只是“古玩”，经济价值难以确定，物物交换非常普遍。若干宋版书可以换一个青铜盘，不全是因为彝器的市价比书贵，也要交易双方彼此心里乐意才成。各类古物的历史之别，在每一次被当成东西倒来倒去时都会短暂抹平，直到成为下一任藏家的珍宝，它们才又有机会扩写自身所属的传统。显然，藏家的态度会影响这种机会。

著名的大小克鼎也是潘祖荫旧藏，得于光绪十五年（1889）。此后，他广邀同好释录铭文拓片，汇录了一批释文。图录展示盂鼎、克鼎相关文献时再三致意，说明“每遇一器或拓片，潘祖荫多会邀约金石同好对器物文字进行考释”“潘氏对金石学的推动作用，于此可见一斑”。以今天的价值观来评判，拿书换盘子的潘祖荫还是传统士大夫做派，做拓片、徵释文的潘祖荫已经像个学界领袖了。

晚清金石考订之风下启民国学术，时世相踵当然是最直观的原因之一。不过，一篇篇铜器释文还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难道书画、善本的研究未能迅速迈入现代学术领域，只因为它们火得不是时候吗？其实，这似乎也与古物的物质属性有关。青铜器上的铭文与本体不可分割，但一经传拓即可分开，批量传播不是难事。藏家诚心分享的善拓，只改变铭文的视觉效果，而无损于文字信息。人们利用它讨论文字时，可偏移的方向很少，取得共识的空间就大。更重要的是，研究字画善本，不见实物，就跨不过文字描述与实物间的鸿沟。所以同一时期内，总是少数人在传统深厚的地区内得到这种机会。相形之下，金石文字是阻碍更少、便利更多的“学术方向”，赖此赢得了更多的素心人。

潘祖荫致陈介祺手札，甲戌年八月：“闻秋凉后或可望盂鼎西来，然器未抵都，总未可必也。”

相信古物之真，也支持着文人信仰自己所处的历史传统

在古物存量丰富的时代，建立一份收藏不算太难。如果对品类和体量都不太执着，就更加胜任愉快。不过一般来说，藏家心里总得有个成算，才好拿有限的钱去买最想要的东西，此外，他最好还能大概把握一下古董行业的局面，看看当时流行的风向如何。这等事业，世家子弟显然占尽先机。

不过，即使像潘祖荫那样充分准备、满怀自信，揣着行业调查报告倾身入局，还是会在调查过的行情里，遇到捉摸不定的东西。就在讥评翁、阮言论靠不住的那封信里，他宣称自己近年专嗜彝器，不拘器形是否完整，都能依据铭文当场定其真伪，即使只见拓本也能判断。这话实在说得太满，毕竟毛公鼎就曾让他踌躇不决。

毛公鼎为陈介祺所得。据说得鼎之后，竟然藏在谷堆之下，防止旁人偷拓铭文。但陈家养着一个文物贩子，此公百般设法，花费五十金，才把两张拓片弄到外边。潘祖荫给王懿荣写了两封信讨论毛公鼎拓片。一封说：“毛鼎虚掷此款，实为无谓，然不泄其伪，尚可送人”，断为伪物。由此札不难推断，他手里的拓片也是花钱买来的。另一封却口风大变，“拓片奉阅……细审之似非伪，但凿坏耳。其铜锈已牢，恐不能再剔出字矣”，又信以为真。其实，从此鼎问世开始，真伪与断代等问题一直聚讼纷纭。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科技考古才彻底为它正名。

书也一样。九卷残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著录于《滂喜斋藏书记》。由于正文前有北宋元符戊寅（1098）序文，潘祖荫结合避讳字样和欧体版刻书风，确认为北宋原刻。书递传至潘景郑手中，又于民国戊寅（1938）添了一段长题，略考成书原委，以家藏北宋本书风相印证，又罗列了书中检出的一长串刻工姓名，而结论依然不变。

半个世纪以后，此书收入《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出版。《出版说明》仍题为潘景郑所作，鉴定意见已经改为南宋初年刻本。原来，随着能够参考的书籍日渐增加，刻工姓名得到了有效定位。其中一部分人，在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的抚州刻过《谢幼槃集》，另一部分则在南宋淳熙年间为抚州公使库刻过《礼记》。今日撰写图录的专家，正是沿着这个思路，结合字体异同进一步推考，将它定为“宋绍兴乾道间刻淳熙修补本”。

收藏不能等。形势比人强，风气一起，人人争趋，晚到一步也许就错过机会。旧花样总被前人翻尽，所以一代代后人，要么在大传统下开辟小方向，要么自定规矩，创设专题。嘉庆年间碑版流行，翁方纲考碑证史，一世之雄，但其子翁树培专治古钱币，即属其例。到了清末民初，潘氏兄弟也各自在明清史料里寻得方向，博山多收尺牍，景郑留心稿钞本。总而言之，每个时期的新局面，都要求后来者应时而变，归总某一类“新的古物”，为它赋予价值。毫无素养当然不能成事，但要想彻底看明白了再下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研究常常需要等。毛公鼎和《唐百家诗选》的例子都可说明，积累与认识之间总是隔着一段时间。最直接的，就是等利益纠葛化为云烟。古物的真伪与断代本来都是客观知识，但相关结论太容易伤害主观感情，未必总能当着藏家本人讲。今天我们会说，这种感情徒然只想要藏品增重，未免狭隘，但放在历史上不尽如此：除了希望自己手上的东西保真包好，由经书开始的教育，还让文人信仰自己所处的历史传统。相信古物之真，源自这种信仰；而古物被确定为真，就能够支持这种信仰。他们是真正置身事内的人。

研究还需要等一些契机。当彼此关联的藏品分散在不同藏家手里，谁也看不齐全，大家就只好盲人摸象，或者干脆暂时放弃这头象。但是，史料可能会在某些契机下突然丰富起来。各大图书馆的数字古籍上线以后，当代训导、教谕和府县学生们，日子突然都好过多了。看书便利还不算什么，去年等到了人工智能识读钞本，那真是相对如梦寐。

古物既然能用钱买，就具有经济价值，将来可以作为财富处置。世家视收藏为常事，这一层缘故毋庸讳言。不过资生之法不止一种，愿意花钱买古物，而不是存钱取利息，总是“读书”带来的价值观。这种观念甚至让人疯狂地喜欢某些东西，把物欲和信仰搅在一起，全然倾注其上，潘祖荫就是那么做的。他一直在信里哀叹，“快没钱了，买东西困难，但我管不住自己”“工资太少，没有机会出差挣补贴，可是越来越想买古书，迟早无药可救”。但是，在钱和东西之间，他总是更倾向于后者，想起自己没能买到的青铜器，就懊恼良久，自认心境不够豁达。

我们这些异代的后来者却受惠于他的不够豁达。这些曾经自觉于文化传统，对它充满信心的人，想当乐见我们走进馀阴来。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研究员）

原标题：《乔木馀阴见故家——“攟古继美”参观记》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刘迪

来源：作者： 陆蓓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