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这台“吸血机器”，终于被监管按下了暂停键

2025年1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发起的反垄断立案调查，如同一声惊雷，炸开了在线旅游行业（OTA）长期以来“闷声发大财”的表象。

这并非监管层的突然袭击，而是平台经济野蛮生长至拐点后的必然反噬。

当一家企业的净利率高达32%，甚至在高峰期“一天赚出全北京酒店半年的利润”时，它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奇迹，而成为了一个需要被重新审视的社会经济样本。

当平台成为行业最大的收租人

数据显示，2024年携程归母净利润达到170亿元，这已经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然而进入2025年，其盈利能力非但没有放缓，反而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仅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便飙升至290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做一个残酷的对比：在疫情后复苏艰难的酒旅行业，无数实体酒店和民宿的净利率往往在5%-10%之间挣扎，甚至不少处于亏损边缘。而携程的净利率却稳定在30%以上的高位。这种极端的“剪刀差”，揭示了平台经济中最残酷的现实：流量的高度集中赋予了平台绝对的定价权，使其从“服务中介”异化为“行业收租人”。

这种暴利并非来自效率的极致提升，而是来自对上下游的双向挤压。对于上游供应商，携程通过控股艺龙、整合去哪儿、入股同程等一系列资本运作，构建了占据国内OTA市场超七成份额的寡头格局。

当市场支配地位确立后，平台的工具化倾向愈发明显：商家不仅要支付10%-15%的基础佣金，还要被迫卷入“积分联盟”、“云梯推广”等各种流量竞价体系，综合成本往往被推高至25%-30%。更令人诟病的是“调价助手”等技术手段的滥用——平台在未经商家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修改售价，甚至通过“特牌”、“金牌”等标签体系实施变相的“二选一”，不配合者即面临搜索降权或下架风险。

对于下游消费者，这种成本最终被转嫁为更高的房价。而对于数以千万计的从业者——无论是数百万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是数千万酒店民宿员工——他们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平台以“技术服务费”的名义抽走。正如舆论所指，涉及海量就业的民生领域，不应成为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温床。

生态失衡与监管的“手术刀”

携程的“逆势盈利”曲线，实际上是行业生态严重失衡的晴雨表。当一家平台的利润增长建立在实体商家的生存红线之上时，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就会被扼杀。商家陷入“不投流没单，投流没利”的死循环，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体验和行业的长期健康。

此次反垄断调查，精准地切中了这一痛点。但与其将其视为对携程的“毁灭性打击”，不如将其看作是一次“矫正性手术”。监管层的意图十分清晰：并非要摧毁携程，而是要打破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超能力”。

参照此前阿里、美团等平台的反垄断处罚案例，携程面临的罚款可能在其销售额的1%-10%之间。但这仅仅是经济账，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商业模式的重构。

监管将倒逼携程放弃“二选一”等垄断行为，剥离不合理的高佣金，开放更公平的流量分配机制。这意味着，携程必须从“收割者”回归“服务者”，将一部分超额利润让渡给生态伙伴。

全球化棋局下的“戴罪立功”

截至2024年底，携程海外品牌Trip.com已贡献约10%的营收，且在2025年一季度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100%。在国家大力推动入境游、提升国际软实力的战略背景下，携程作为拥有全球渠道和资源整合能力的“出海先锋”，其战略价值不可轻易替代。

此外，携程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长期倾向用户端的机制（如严格的退改签政策），也为其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功过相抵”。因此，此次调查更可能是一次“惩戒性整改”而非“彻底清算”。

然而，“罪不至死”绝不等于“高枕无忧”。反垄断的核心不在于罚没多少款项，而在于确立规则。对于携程而言，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合规的框架下，寻找新的增长逻辑——从依靠垄断地位收“过路费”，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和服务增值赚“辛苦钱”。

当平台经济从“野蛮生长”进入“精耕细作”的下半场，唯有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才能真正穿越周期。任何试图通过垄断地位维持超高利润率的行为，终将被时代的监管洪流所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