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动武：在“接近战争”与“避免开战”间反复试探

当地时间1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说服了自己”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掳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这世界至少暂时不会变得更乱了。但仍未得到解答的问题是，伊朗近期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是否真如一众西方媒体所传扬的那样，将伊朗局势逼到了接近失控的临界点？暂时对伊朗偃旗息鼓的美国，是否还会试图越过红线？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仅从街头局势或外交表态入手，而必须回到伊朗政治运行的结构本身。

1月17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首都德黑兰发表讲话。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伊朗遭受损害和伤亡，并对伊朗民族提出指责，这应被视为犯罪。 新华社 图

伊朗政治的“稳态逻辑”

理解伊朗政治，首先要回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确立的制度框架。伊朗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神权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威权共和国，而是一种将宗教权威与国家权力深度 制度化嵌合的“宗教监护型政体”。

“法基赫的监护”不仅是一项宪法设计，更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最高领袖对军队、司法、情报系统、国家媒体以及关键人事任命拥有终审权，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使政治竞争被牢牢限定在体制内部，难以孕育替代性权威。

支撑这一权力体系的核心力量，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其职能早已超越单纯的军事机构，深度嵌入国家安全、对外行动以及经济命脉，在能源、建筑、电信、金融等关键领域形成稳固的利益网络。安全权力与经济利益的高度叠加，使体制精英的政治忠诚与现实收益紧密绑定，也显著压缩了体制内实质性转型的空间。

与权力中枢相对应，总统、政府和议会等经选举产生的机构更多承担“缓冲器”角色。选举保留一定竞争性，但候选人须经监护委员会严格筛选，系统性反对派往往在进入政治程序之前即被排除。这种“受控竞争”机制，将社会不满引导至政策层面和执政绩效层面，而非直接指向政权结构本身。

多重机制叠加之下，伊朗形成了一种“稳定性强、弹性不足”的混合型威权体制：短期内抗冲击能力突出，但中长期改革空间狭窄，社会压力更易向体制外溢。由此，抗议是否演化为系统性危机，关键并不在于街头规模，而在于安全、经济或意识形态支点是否同时出现松动。

抗议浪潮的结构性边界

过去二十多年，伊朗多次爆发大规模社会抗议——从1999年的学生运动、2009年的“绿色运动”，到2017—2019年的经济抗议，再到2022年玛莎·阿米尼事件引发的持续动荡。触发因素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结构高度相似：经济困境、不满腐败与身份认同、自由诉求相互叠加，最终集中为街头表达。

这些抗议未演化为革命性崩溃，并非规模不足，而在于政权的应对方式与反对力量自身的结构性限制。伊朗政权对“系统性失控”保持高度警惕，但其策略并非无差别镇压，而是强调“可控镇压”。在实践中，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定点执法、重点人群司法处置、强烈威慑信号与有限强制措施来重塑秩序，避免局势演变为全国性失序。核心考量在于，过度、无差别的暴力反而可能激化中间群体立场，并在体制内部引发对风险外溢的担忧，动摇既有权力共识。

与此同时，抗议本身也存在清晰边界。反对力量主要集中于年轻、城市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而伊朗整体社会仍深度嵌套于伊斯兰教什叶派身份之中。什叶派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通过“伊斯兰革命”叙事被制度化为国家合法性的核心支柱，使激进世俗化或体制外替代方案难以广泛扩散。

海外的伊朗反对派与国内社会的脱节，进一步削弱了抗议的政治转化能力。无论是前王室背景人物，还是自由派、左翼或民族主义力量，整体上均高度碎片化，缺乏共同纲领与权威核心。加之常规军队长期被革命卫队边缘化并政治中和，通过军事政变实现体制内转型的结构性可能性极低，社会动员与国家安全机器之间几乎不存在“中间力量”。

美国的“双轨逻辑”与“有限施压”

在伊朗每一轮社会动荡与地区紧张升级过程中，美国是否以及如何介入，始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华盛顿在话语层面强调民主、人权与自由，但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其对伊朗的考量始终围绕地区稳定、以色列安全、能源通道与大国博弈展开，呈现出一种价值叙事与现实利益并行、却并不完全重合的“双轨逻辑”。

从当前态势判断，美国并未将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作为既定或优先选项，其政治与军事决策门槛依然极高。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长期消耗，已在美国决策层中留下“高成本、低可控性”的深刻印记。无论从人口规模、地理纵深还是军事实力看，伊朗都不具备被迅速压制的现实条件；而其遍布中东的代理网络，更可能使冲突外溢为区域性对抗，并叠加域外大国的政治与外交介入，使战争风险与成本迅速失控。

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准备发动全面战争，并不等同于军事层面的克制。在这一前提下，美国对伊朗的介入更有可能体现为一种“有限施压”的组合策略。这种“有限性”并不主要体现在手段规模上，而体现在政治目标与行动边界的自我约束上：

一是围绕关键节点展开低烈度、可控的军事与安全行动，或通过高度逼近战争阈值的部署姿态，制造不确定性与威慑效果；二是借助舆论、制裁和社会动员工具，持续削弱伊朗治理效率与外部行动空间，而非直接追求政权更迭；三是通过以色列及地区盟友，在周边战场压缩伊朗的战略纵深，使其长期处于被动应对状态。

近期围绕所谓“临界点事件”出现的紧张态势，正是一场高度逼真的“压力测试”。在舆论与外交层面，相关表态一度显著升级，军事部署也快速推进；但在关键时间窗口，华盛顿并未诉诸武力，而是选择冻结决策、延后执行，以持续部署取代即时动武。

这一转向并非源于伊朗对美国的压力作出根本性让步，而是多重约束条件叠加作用的结果：以色列方面对报复性打击风险的现实评估，俄罗斯释放的战略威慑信号，阿拉伯国家对地区失序的普遍担忧，以及五角大楼内部关于“军事行动可能反而加固伊朗政权内部凝聚力与合法性”的判断。

从结果看，这一轮对峙清晰地勾勒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边界：可以通过高强度部署与多维手段施压，扰动并放大不确定性，但并不准备为伊朗的内部政治走向承担一场可能失控、且收益高度不确定的全面战争代价。这种在“接近战争”与“避免开战”之间反复试探的操作方式，或将继续成为美国处理中东复杂局势的主要模式。

稳定未破，但代价在累积

总体而言，伊朗政权依托高强度社会控制、封闭而自洽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革命卫队在安全与经济领域的双重角色，仍展现出较强稳定性。社会抗议更像是一种持续侵蚀合法性的“磨损效应”，而非能够迅速改写权力格局的直接力量。

美国及其盟友的介入空间同样存在清晰上限：可以施压、扰动并放大不确定性，却并不准备为伊朗内部政治走向承担全面介入的高昂代价。

这并不意味着伊朗政治陷入静态。恰恰相反，每一轮危机都会在政权与社会之间累积新的裂痕，使体制运转的边际成本持续上升。但这种变化更可能以渐进方式展开——体制内精英博弈加剧、社会动员能力缓慢演化、区域力量对比逐步调整，而非以革命性断裂的形式出现。

从更长时间尺度看，伊朗反复进入一种中东政治中并不陌生的循环：紧张升级、外部介入预期上升，风险在临界点前被重新压制，随后回归相对平衡。真正的结构性转折，往往只会出现在少数历史节点——当国内多重支点同时失效，并与外部大国格局的实质性变化形成共振之时。

就目前而言，临界点尚未到来，但每一次新的危机，都在悄然将其推近。

（爱登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旅居澳大利亚的青年汉学家）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爱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