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儿慧生莫名身亡，嵯峨浩和溥杰却是两种说法，哪个更可信？

1951年三月，北京东郊的清晨薄雾未散，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传来尖利点名声。编号一三七四的中年犯人起身应答——正是三十七岁的爱新觉罗·溥杰。自从被押解回国，他把日历一页页划去，只等远在东京的家书飘至铁窗。

对他来说，最难消磨的不是高墙，而是与妻女相隔万里的煎熬。大女儿慧生1938年在长春出生，1943年被日军送回日本，从此杳无音讯。七年，对于一个父亲意味着什么？每日的号角与灯铃声中，他默念着女儿乳名，仿佛那样就能驱散孤独。

转机出现在1955年初夏。那天，所里突然传话：“中央有人给你寄了东西。”溥杰打开信封，先看到四个娟秀汉字——“父亲大人启”。原来，慧生越过重重关卡，直接给周恩来写信，请他转交。稚字浓情，跃然纸上：“爸爸，我在东京很好，就是想您。”溥杰抚信失声，眼泪顺着下巴滴在囚衣上。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改造得分毫不差，盼早日重获自由。

正当未来似在招手，悲剧却潜藏暗处。1957年秋，东京的来信突然中断。几个月后，杂志的一篇豆腐块报道被狱友偷偷递到他手里：东京多摩川河畔发现一对年轻男女遗体，警方判定为持枪殉情。女方姓名：爱新覚罗慧生，年仅十九岁。夜已深，溥杰抱膝坐在铺上，低声自语：“不可能……她还在等我。”

与他一样悲痛的，还有远在东京的妻子嵯峨浩。这位出身日本皇族、曾在长春皇宫里被迫“联姻”的女子，决定亲自查个水落石出。她回忆起案发前的蛛丝马迹：女儿日历上写满考试与旅行计划，抽屉里有给好友的贺年卡，衣柜里新做的呢大衣尚未剪裁。她疑惑地对家人说：“一个准备买新衣、写新年祝福的孩子，会立刻寻死？”

更让人不安的是，大久保武道的行径。嵯峨浩在《流転の王妃》里写道，女儿曾因与同学交往被大久保醋意大发，对方甚至半开玩笑地威胁：“再离我远点，我先杀你再杀我。”慧生最终提出分手，而大久保竟剃发出家，日日在宿舍门口徘徊。嵯峨浩推测，案发当日，大久保诱约慧生到河畔，情感失控后先开枪杀人，再自尽。日本社会的花边周刊后来披露过现场照片：女孩独坐树下，并未如警方所称依偎在男方怀中，这也让官方“殉情”定论更加扑朔迷离。

可另一条叙事线来自溥杰。1979年，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写到，当年慧生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满纸叹息：“母亲不让我和武道交往，可我是真心喜欢他。”溥杰自觉囚徒身份难当父责，回信仅劝她“听母亲的话”。他坚信，正是这句话断了女儿的念想，才逼得她走向绝路。他说自己“愧悔无地”，这份自责伴随终生。对溥杰而言，慧生的爱情是真挚的，“殉情”因此顺理成章。

两种截然相反的版本，到底哪个更接近事实？先看物证：警方报告认定两人共用一把手枪，指纹重叠，弹道吻合；然而枪支来源成谜，未见深入追查。再看人证：嵯峨浩的家人、同学多次对媒体透露，大久保性格极端、曾有暴力倾向。可真心相爱的书信却摆在父亲手中，无法视而不见。两相比较，只能说各执半策：母亲洞察女儿情绪的细微变化，父亲掌握第一手私人通信，二者都具说服力。

有意思的是，1950年代的日本社会正处变动：战败后的失落、经济复苏的焦虑、青年对旧有家庭束缚的反叛……这一切让校园恋情颇易激化。警方倾向把命案定性为自杀，既省去追责，也可避免家族与舆论纠纷。若是他杀，牵涉枪支来源及涉事家庭体面，无疑更为棘手。

相比之下，嵯峨浩坚持的“谋杀后自尽”推断虽缺硬证，却不是空穴来风。大久保违逆家庭的激烈反应、剃发出家的戏剧化行为，放在任何社会文化里都可视作危险信号。若当年有更全面的心理辅导，悲剧或许能绕道而行。遗憾的是，历史容不得假设。

1960年5月，溥杰获特赦离开功德林。登上驶往东京的客轮前，他从行囊里摸出那封发黄的信，细看“亲爱的爸爸”五个字，终究没抑住泪水。同年六月，溥杰与家人阔别重逢，客厅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帧少女微笑的遗像。那张照片里，慧生着和服，眼神清澈，仿佛还在学堂门口招手。

史家至今仍在搜集资料。东京警视厅档案迟迟未解密，日本媒体当年的报道多以传闻为主，中国学界能参照的原始文献更少。真假之间，只剩亲人各执一词。有人相信父亲的自责，有人倾向母亲的坚信，也有人指出，或许两种叙事本可并存：青年男女的情感走到尽头，一方想抽身，一方要同归于尽，于是“自杀”与“他杀”在最后一刻交叠成为无法剥离的悲剧。

慧生的墓碑如今静立在东京染井霊園，碑前常年摆放着一束白百合。风吹草动时，仿佛仍能听见少女的轻声日语。那段扑朔迷离的往事，在岁月中凝成一道难以抚平的伤痕，也让世人再三警醒：家国兴衰的阴影之下，个人命运的波澜莫测，往往最为哀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