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口复兴计划”：女人成了国家战略资源，不嫁不生就罚款

一纸诏书背后，是算盘打得噼啪响的帝国人口账本。女人的婚姻和子宫，成了战后最紧要的国家战略资源。

仗打完了，尸横遍野。活下来的男丁十不存三，放眼望去，尽是荒芜的田地和空荡荡的村落。新朝廷坐稳龙椅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休养生息，不是大赦天下，而是——算人。

刘邦站在初建的汉家宫阙上，心里发慌。秦末混战前，天下还有两千多万人，到他接手时，能点出来的户口只剩一千三百万左右。男人都去哪儿了？战场上死光了。

01 开国第一急务，皇帝的“人口账簿”

刘邦的办法简单粗暴。女子年十五，必须出嫁。到了年龄还待在家里的，罚！每月罚钱一百三十文。这钱在当时够一个普通人家嚼用一阵子，罚得起吗？罚不起就赶紧嫁人。

生了孩子的家庭，可以免两年徭役。朝廷像种庄稼一样，一茬一茬地催着百姓“种”人。到了他儿子汉惠帝，更狠。女子十五到三十岁之间，没嫁人的，一年罚“六算”的人头税。这简直是要掏空家底的节奏。

寡妇成了抢手资源。家里有寡妇的，别守着，赶紧再嫁。国家需要人口，没工夫让你讲什么贞节牌坊。

这心思，历代帝王心照不宣。唐太宗贞观元年，天下方定，诏书就下来了：督促百姓婚配，邻里之间，富的帮穷的，把婚事给办了。鳏夫得续弦，寡妇要改嫁，这是“好事”，官府得鼓励。

司马炎的晋朝更绝。女子十七岁，父母还不给找婆家，好，地方官替你找。你的婚姻大事，在朝廷眼里，就是账簿上一笔待勾销的账目。

仗打完了，男人没了，地荒了，税少了，兵源断了。每个活着的、能生育的女人，在皇帝眼里，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个个潜在的“人口生产单位”。这账，算得冰冷，但实在。

为什么这么急？因为人口就是一切。没人种地，朝廷和军队吃什么？没人当兵，边境谁守？没人交税，宫殿怎么修，官俸怎么发？每个新生儿，都是未来的劳动力，是行走的税源，是潜在的士兵。

女人的价值，在和平时期或许隐藏在家庭之内，在战后恢复期，被国家机器赤裸裸地摆到了台面上——她们的生育能力，成了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02 催婚手段，软的、硬的一起来

国家机器一旦开动，办法总比困难多。催婚这事，朝廷玩出了花。

最直接的是硬性规定，不到年龄不嫁就罚。前面说的汉代就是典型。但这招太硬，容易激起民怨。还有更早的，越王勾践，被吴国打得几乎灭国。他怎么翻身？下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也有罪。

直接把婚配和刑罚挂钩。为了复国，勾践把整个越国变成了一座人口兵工厂。

光罚不行，还得有甜头。奖励生育，是另一手妙招。勾践给生孩子家庭发福利：生男孩，奖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奖两壶酒一头猪。狗用于祭祀，猪能耕种，酒用来庆祝，都是实用的生产生活资料。

齐国管仲，帮着齐桓公称霸，眼光毒辣。他看到齐桓公后宫佳丽成百上千，民间却多光棍，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请放出宫中那些未被临幸的女子。”齐桓公照做，大量宫女得以出宫嫁人。民间婚配压力顿时缓解。

这还不够，齐国还规定：平民家的女子，生三个孩子，免她本人的赋税；生四个，免全家的赋税。这简直是“生育光荣”的古代版。

到了宋朝，政策透出点人情味。穷人养不起孩子？政府发钱。每生一个孩子，贫困家庭能领四千文“奶粉钱”。孕妇怀孕五个月，丈夫就能免一年徭役回家照顾。朝廷还设“举子仓”，专款专用，就为了让底层百姓也敢生、养得起。

软的、硬的、奖的、罚的，一套组合拳下来，目标只有一个：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让土地尽快长出庄稼，也让家庭尽快“长”出人丁。

03 官媒制度，包办婚姻的“国家生意”

民间自有媒妁之言，但国家觉得这效率不够。于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出现了——官媒。从周朝到清朝，这套制度若隐若现，在战乱后的恢复期尤其活跃。

官媒是干什么的？就是国家设立的婚姻介绍所兼民政登记处，但带有极强的强制性。清代往新疆移民戍边，发配去的光棍汉成千上万。他们的婚姻问题谁解决？官媒。

农民起义被镇压了，起义者的妻女怎么处置？交给官媒。灾荒年间，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妇女怎么安置？交给官媒。官媒手里掌握着一批女性资源，然后“指定”给某个男子为妻，让他们一起过日子，繁衍后代。

这听起来像个福利机构？错了，这是一门油水丰厚的“生意”。

男子想成家，得给官媒送聘金，这钱不给不行，官媒能上门索要。这成了公开的敲诈。更荒诞的还在后头。为了防止男女私定终身，绕过官媒这门“生意”，晚上还有“查墙子”的差事——官媒在街巷巡逻，专抓那些翻墙私会的男女。

国家的意志，通过官媒这个终端，直接介入到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家庭）的组建过程中。爱情？感情？那太奢侈了。“合两姓之好”的古老婚姻内涵，在这里被简化为“合两性之生育”，一切为了尽快填补人口的窟窿。

效率是惊人的，手段是粗暴的。女性在这里，彻底成了一种被“分配”的物资。这套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昭示着在极端的人口危机下，个体幸福在国家目标面前的微不足道。

04 寡妇的命运，贞节牌坊与朝廷需求的拉扯

战争中死了那么多男人，留下的寡妇是一个巨大的人群。她们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同朝代的答案天差地别，最能看出朝廷的真实算盘。

在人口锐减的汉代和唐代，寡妇改嫁根本不是问题，甚至是受到鼓励的好事。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就是嫁人生女后，又被送入太子宫，后来生下汉武帝。这在当时无人非议。

唐朝法律更是白纸黑字写明：寡妇自愿守节，可以；但如果她的祖父母、父母要求她改嫁，她得听从。家族的意志（本质上是国家鼓励生育的意志）高于个人的“贞节”观念。

这个时期，社会风气是相对务实和开放的。人太少了，让能生育的妇女独守空房，是对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道德必须为现实让路。

但宋朝以后，特别是程朱理学兴起，事情起了变化。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逐渐成为主流。明清两代，贞节牌坊越立越多，改嫁渐渐成为一件不光彩、甚至受阻挠的事情。

一个残酷的对比出现了：一边是朝廷依旧需要人口，另一边是社会伦理极力表彰守节、压制改嫁。矛盾吗？其实不然。

当人口总量恢复到一定程度，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后，朝廷的首要任务就从“快速增加人口”转向“维护纲常秩序、稳定社会结构”。鼓励寡妇守节，是树立道德标杆、巩固家族伦理、维持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此时，女性的“贞”比“生”更重要。

但这苦了无数普通女性。一个女子可能十五岁出嫁，二十岁守寡，此后五六十年如何度过？有记载，一位守节到七十岁的老妇人说，她每晚无法入睡，便把一百枚铜钱撒在黑暗的屋里，然后一枚一枚摸黑捡起来，直到筋疲力尽才能躺下。五十年的漫漫长夜，就是这样靠数铜钱捱过来的。

朝廷的态度，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需要你生时，改嫁是“顾全大局”；秩序稳定时，守节是“妇德楷模”。女性的身体和选择，始终在国家的宏观叙事中被定义、被利用。

05 生育机器，被隐藏的真实处境

纵观历史，每次大战过后，都是一轮凶猛的人口恢复期。东汉末年全国人口约5600万，到三国鼎立时，曹魏腹地的一个大郡就能代表全国人口规模，凋零至此。太平天国运动后，全国人口从4.3亿骤降至2.4亿，几乎腰斩。

每一次，填补这个血肉窟窿的，都是女人。​ 她们被更早地送入婚姻（婚龄降至13-15岁），被催促着不停地生育（免税、奖励），甚至在失去丈夫后被要求迅速进入新的家庭，开始新一轮的生育。

她们是战后恢复的功臣，却也是被政策工具化的对象。地方官的考核里，常常有“婚配率”和“出生率”的指标。完成得好，升官晋爵；完成不好，前途堪忧。在这种压力下，政策到了基层，难免变形、加码。

女性个人的意愿、情感、健康，在“国之大计”面前，显得无足轻重。朝廷精明地计算着：降低婚龄能提前多少年生育；多生一个孩子，十五年后多一个劳力，二十年后多一个兵丁；释放宫女能解决多少光棍的婚配问题。

战争消耗的是男人的生命，而战后恢复的代价，则主要由女人的身体和人生来承担。这套逻辑运行了数千年，内化为许多制度和习俗，直到近代才被逐渐打破。

历史的尘埃落在每个人肩上，都是一座山。对她们而言，这座山的名字，叫做“必须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