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代表名单送到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前。翻到江西一栏时,毛主席眉头微皱,随后把红铅笔往桌上一放,身边工作人员还没反应过来,只听毛主席轻声问了一句:“陈奇涵怎么不在?”一句话打破了会场短暂的静谧。
工作人员匆忙解释说陈老将军年纪已高,身体也不算硬朗,于是地方上打算让他在家休养。毛主席并未多言,只在名单侧页写下六个字:“该同志似宜考虑”。字迹遒劲,语气却透着不容忽视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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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元老”这类称呼在军界并不多见,但用在陈奇涵身上并不为过。1897年盛夏,他出生在江西兴国,家境清苦却酷爱读书。少年创办“忧道小学”时,他常背着一筐竹简似的课本,挨户劝工农子弟来念书。有意思的是,校舍就在自家祠堂旁边,风雨天漏水,孩子们常换着角落上课,他却觉得那是“革命的雨点”。
1919年五四声浪席卷而来,22岁的陈奇涵扔下教鞭跑去报考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军校里他最爱蹲在图书室翻《新青年》,同学打趣说,“奇涵,你到底想当兵还是想当秀才?”他只是笑笑:“身上有枪,脑子也要装点思考。”一年后转入广州第二军讲武堂,再之后进入桂军军官学校,很快升任区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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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高潮时,蒋介石曾掏出手写信请他到侍从室任职,承诺“官肥缺好”,陈奇涵看完直接转手给了门口勤务兵,说:“留着压箱底当纪念吧。”1927年蒋氏反共,他毅然回到赣南。敌军撂下一纸通缉令,悬赏五千大洋,烧了他家的屋子,还杀害两位胞弟。他面无表情地说:“烧窝逼我上山,好得很。”
1929年春天,毛主席、朱德率红四军抵兴国筹粮。物资奇缺,陈奇涵带人四处搜罗,终于在溪边摸到一条鲤鱼,辅以四碟小菜敬请首长。毛主席尝后大赞“粉蒸鱼味道好”,随口一指:“大笼似月,四盘如星,就叫‘四星望月’吧。”一桌家常菜因此得名,这段插曲也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小典故。
红军时期的陈奇涵官职起伏颇大。1932年当过红一军团参谋长,后来因左倾错误被降到教导师参谋,长征途中扛着地图箱跑在队伍最前面,却从不抱怨。延安整风结束后,他才彻底洗去“右倾”标签。宋时轮后来回忆:“老陈有韧劲,敢坚持,也敢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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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陈奇涵已年过五旬。1949年5月受命回江西剿匪,他骑一匹老骡子在山道上来回穿梭,夜里就地铺条毯子。有人劝他住机关招待所,他摆摆手:“匪还在山里,我睡床板心里不踏实。”1954年,中央军委成立军事法庭,毛主席点名让陈奇涵担任庭长,并兼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那年他57岁,白天理案,晚上捧着《汉律汇编》啃到深夜,嘴里嘟囔:“法律得说理,不能只摆威风。”
1955年授衔前夕,他在自报表格里写“中将”。军委干部部来征求意见,他说理由只有一句:“院长坐中等位置就行,高低无碍。”最终按照编制,他还是被授予上将。授衔那天,媒体要拍照,他把勋章往衣兜一塞,直说“别给老头子添麻烦”,硬是让摄影师多拍身后的年轻军官。
三年困难时期,兴国县给他家送来几袋细粮。陈奇涵连夜把粮担挑回县府,拍桌子训道:“全县脱贫了吗?没脱就别玩花样!”转身又把粮食分给最穷的三户人家。家里子女偶尔提到“老首长名头”,他立马黑脸:“打枪吃饭的牌子不能拿来换好处,谁想借光就把姓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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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九大开幕的前夜,他在后勤所的小屋里练太极,接到电话通知补入代表团。电话那端只传来一句:“主席批示,让您参加。”他愣了几秒,答:“组织需要就去,兴国老表得有人惦记嘛。”会场上再次见到毛主席,两位老朋友隔空点头,算是默契寒暄。几天后,陈奇涵高票当选中央委员,随后又连任两届。
进入七十年代,他把工作交给钟汉华,自称“半退休”,每日浇兰花、抄唐诗。有人问他为何偏爱兰草,他笑言:“兰花不与群芳争春,却四季留香,做人亦当如此。”1981年6月19日清晨,陈奇涵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四岁。噩耗传到庐山,老战友轻声道:“四星仍在望月,只是望月的人少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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