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达沃斯,川普放话要拿下格陵兰,还要对周末在格陵兰参加联合军演的 8 个欧洲国家加征 10% 关税,成了全场避不开的“房间里的大象”。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讲了话,但在真正和川普当面交锋前,两个人的措辞都比较克制。直到最后,冯德莱恩才点名格陵兰问题,直说这 10% 的关税是个错误,美国不该这么对待盟友。她强调,欧盟和美国去年 7 月已经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就是协议,既然握了手就该守信用;欧盟和美国不只是盟友,更是朋友。至于格陵兰,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谈判;如果美方担心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存在,欧盟愿意和美国一起合作,维护北极地区的安全。
这两天川普对马克龙一点面子都没给,又是晒短信,又是嘲讽他离下台没几天。马克龙没有明确提格陵兰,但一上来就说:世界正在走向一种“失序”状态:国际法被随意踩在脚下,强权就是道理,“帝国野心”又开始冒头。感觉就差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了。
接着他话说得更直白了些:一方面,美国逼着欧洲签那些明显损害欧洲出口利益的贸易协议,实际就是想削弱欧洲、让欧洲对美国低头;另一方面,美国还在不断抛出新的关税措施,这些欧洲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接受,尤其是它们还成了干涉欧洲国家主权的工具。最后,马克龙放了句狠话:如果美国真要继续加征新关税,欧洲第一次动用“反胁迫机制”就会是冲着美国,到时候局面真就是很荒诞了。
这几天马克龙反复把“反胁迫机制”挂在嘴边。一些欧洲议会议员也在要求欧盟拿这套工具去跟美国干。这个所谓的“反胁迫机制”,外界常说是欧盟对付美国的贸易“巴祖卡”,实际是一套制裁工具箱:既可以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范围从药品、航空航天到食品饮料,欧盟内部甚至在讨论对约 1090 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动手;也可以搞出口管制、卡关键投入品;还能限制美国企业对欧投资和并购,或者把美国公司挡在欧洲公共采购之外,服务和数字贸易都能限制。
这套东西对美国并不是空喊口号,美国国防工业高度依赖欧洲提供的关键技术和服务,而这些恰恰集中在这次被川普点名加了关税的北欧和西欧国家手里,从反无人机技术到情报软件都有。如果欧盟真动用出口管制,美国确实会疼。
现在欧盟心里很清楚,美国靠不住,俄罗斯又得防,所以这几年一直在加码国防投入。这时候如果美国企业被挡在欧盟公共采购市场之外,肯定是很大损失。不少美国科技企业本来就深度扎根欧洲,而欧洲一直对“技术主权”很敏感,如果再顺势加码限制一下它们,也很棘手。
当然,这最终还要取决于,欧洲有没有这个魄力和胆子跟美国硬刚。
除了两位大佬的主旨演讲,会议期间还办了一场题为“重新定义欧洲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圆桌讨论,阵容很强:有立陶宛总统 Gitanas Nausėda、克罗地亚总理 Andrej Plenković、比利时首相 Bart De Wever,还有企业界代表,包括法国 AI 新星 Mistral AI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Arthur Mensch,以及荷兰银行董事长兼 CEO Marguerite Bérard。
比利时首相Bart De Wever的发言很直接。他说,现在的欧洲压力巨大,27 个国家在外部挤压下,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真正团结起来,要么各自为战、慢慢散掉。欧洲已经走到这个生死路口。过去一段时间,欧洲对美国一直很克制,在关税问题上不断让步、放低姿态,是希望换来美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现实是,正因为在很多方面依赖美国,欧洲一步步退到了今天这个被动的位置。问题在于,如果对方一再踩红线,欧洲还能不能守住底线?如果现在再退一步,丢掉的就不只是利益,而是尊严——而在民主社会里,尊严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欧洲必须站在一起,把立场讲清楚,明天就要当面和川普说清楚欧洲的态度。
Bart De Wever感慨地说,欧洲过去确实有点太天真了,现在该清醒了。我们习惯了像奥巴马那样温和的美国总统,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的战略转向不是哪个总统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结构性的。美国的重心早就转向太平洋、背对大西洋了,这一点不管川普在不在位,都不会改变。所以,欧洲不能天天盯着川普昨天说了什么、明天又要干什么,而是应该把精力放在把自己建强这件事上。也许五年后回头看,欧洲反而会感谢川普——正是他把我们彻底敲醒,逼着欧洲走向更强大、更团结。
克罗地亚总理 Andrej Plenković 的态度更温和一些。他说,眼下最重要的,是把“欧洲支持丹麦”的立场当面跟川普讲清楚,同时也要稳住与美国之间理性、可预期的跨大西洋关系。无论沟通中有多少杂音,对所有成员国来说,美国始终是盟友和伙伴,这一点在 27 个国家里没有人改变。与其被一些突如其来的提议牵着鼻子走、急着表态,不如多一些对话,把事情谈清楚。
听完这些欧洲领导人和企业家的发言,能明显感觉到,格陵兰问题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很多人是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意识到,美国可能真的靠不住了,也被迫更严肃地思考“欧洲战略自主”到底该怎么落地。这个口号欧洲喊了很多年,但一直是说得多、做得少,格陵兰会不会成为真正的转折点,确实值得继续观察。
在这个背景下,冯德莱恩和马克龙的讲话,几乎都围绕同一个主题:欧洲必须自立自强。
冯德莱恩强调,从当年的“尼克松冲击”,到今天的地缘政治动荡、能源危机和安全挑战,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指望别人是靠不住的,真正的安全感只能来自自身实力,外部冲击反而是逼欧洲“长大”的机会。
接下来,她主要是给欧洲“打气”,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早就不再只是口号,而是已经启动、而且正在加速:贸易上,欧盟签和正在谈一批重量级自贸协定,从南美到印太,主动做市场和供应链多元化;产业和科技上,大规模布局 AI 超级工厂,明确“AI 优先”,把关键技术和应用能力留在欧洲;制度层面,推进“欧盟公司(EU Inc.)”和统一规则,打破成员国之间的碎片化,让企业真正在一个统一大市场里成长;资本上,搞储蓄与投资联盟,把欧洲资本市场做深做强;能源上,加快电网互联和本土能源建设,压低价格、减少外部依赖;安全和防务上,更是实打实加钱,国防投入大幅上调,军工和防务科技快速扩张。
马克龙的讲话和之后跟黑石的Laurence Fink的对话,则更深入讨论了欧洲的问题和今后的解决方案。
马克龙认为,欧洲必须解决自身经济增长乏力、人均 GDP 增长停滞的问题,接着具体阐述了欧洲的三大战略支柱:保护、简化和投资。
关于“保护”,马克龙认为,欧洲一直是最开放的市场,但别的国家并不对等,美国自己就有各种投资和贸易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过去反而没能保护好自己的企业和产业。现在已经到了“欧洲优先”的时候,必须保住化工、汽车等因为不公平竞争而被挤到悬崖边的产业。欧洲并不缺工具,如果规则和利益得不到尊重,就该果断动用,比如“反胁迫机制”。
关于“简化”,马克龙强调,欧洲必须砍掉那些把自己和世界隔开的监管包袱,加快真正的单一市场建设,坚持技术中立、反对歧视。一个拥有 4.5 亿人口的市场,本该是所有欧洲企业的“本土市场”,但现实远非如此。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简化的问题,而是速度够不够快、力度够不够大。过去在汽车领域已经动了手,接下来还要在化工、数字、AI、银行等领域继续推进。
关于“投资”,马克龙说,美欧人均 GDP 差距中,有 65%–70% 源于欧洲创新能力不足、投资不够。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投资,欧洲都明显落后于美国。接下来几个月,欧盟将启动新一轮预算谈判,必须在 AI、量子、核能、国防等关键领域加大投入。同时,还要解决私人资本“不投创新”的问题。欧洲储蓄并不低,但钱要么进了债市,要么投向海外。未来要通过资本市场联盟和资产证券化,把这些钱真正引回欧洲,流向创新和股权投资。
在上述“重新定义欧洲在世界中的地位”panel上,两位欧洲的企业家,一个来自金融行业,一个来自AI领域,都无一例外表示,欧洲需要自己变强,需要培养自己本土的巨头企业。
荷兰银行的CEO Marguerite Bérard认为:欧洲如果想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就必须变得强大,不仅在军事或政治层面,更要在经济上变强。欧洲需要反思自己整体的风险偏好,现在欧洲已经构建起了稳健的金融体系,目前的优先级是别让风险偏好阻碍了欧洲转型领域的融资,比如能源、国防、交通、科技与数字领域。
这时候主持人转过头来问Mistral的老板Arthur Mensch:美国之所以这么不把欧洲当回事,说到底不就是觉得我们在科技上已经落后了吗?我记得有一次开会,你从旁边走过时,有人直接指着你说:“这可能是欧洲 AI 唯一的希望了。”我不想给你太大压力,但还是想问一句实话:欧洲现在跟美国、中国的科技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真的落后,我们到底该怎么补?
Arthur Mensch说,欧洲没必要妄自菲薄,每一轮新技术都会重新洗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起点,而在于别再错过机会。云计算那一仗,欧洲确实已经输了,现在欧洲 80% 的数字服务依赖美国,巨大的价值回流美国,又被重新投入研发,进一步拉大差距。但 AI 不一样,这是一次重来一局的机会。欧洲完全可以围绕 AI,用更低的成本重建自己的公共云体系,甚至从根本上改写软件行业的商业模式。欧洲并不缺条件:能源充足,有大量顶尖工程师,还有在制造业、金融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这些企业既有钱、也愿意围绕 AI 做深度转型。
他接着说,欧洲其实正在觉醒。过去像是温水煮青蛙,但现在大家终于意识到,美国早已建立起技术优势,而且正准备把这种优势当作对欧洲施压的工具。美方一再踩欧洲红线,反而倒逼欧洲行动。过去一年里,他明显感受到变化,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和企业开始意识到,现在必须和欧洲本土科技公司合作,把创造出来的价值留在欧洲、再投入研发,形成正循环,逐步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因为这种依赖,本身就是美国最重要的权力筹码——如果你和 JD Vance 这样的人聊过,就会发现他们正是这样看问题的。从更现实的角度看,如果未来信息获取渠道被两家美国公司控制,它们不仅能左右市场,甚至可能影响公众认知、干预选举,改变其业务覆盖地区的政治生态。
因此Arthur Mensch强调,欧洲必须加大对本土科技的投资,在政府采购中优先使用欧洲技术,甚至停止采购美国技术。否则,一旦未来 90% 以上的数字服务和 AI 都依赖美国,欧洲的产业体系、国防科技乃至威慑能力,就建立在一套美方随时可以关掉的基础设施之上。而一旦这套技术支持被切断,所谓欧洲的安全、威慑和民主,都会变成空话。
这些欧洲领导人和企业家也谈到了中国,比利时首相 Bart De Wever 强调,欧洲必须继续和中国接触。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量,未来既可能走向更强的扩张,也可能通过对话和协商实现合作共赢;而无论走向哪一种结果,前提都是欧洲必须先是一个团结的欧洲。
马克龙在讲话中花了很大篇幅谈中国。他指出,2025 年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已经冲到 1 万亿美元,其中对欧顺差占了三分之一,甚至德国都第一次对中国出现贸易逆差。这在他看来是一个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节点。欧洲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必须把解决对华贸易失衡放在优先位置。中国庞大的产能,加上一些被欧洲视为“扭曲市场”的做法,正在直接冲击欧洲的工业和企业;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出口管制,也正在成为扰乱全球贸易和国际体系的新变量。
马克龙的结论是:欧中关系必须再平衡。欧洲并不反对中国投资,也欢迎中国资本进入,但前提是这些投资要进入欧洲的关键领域,真正拉动欧洲增长、带来技术转移,而不是简单地把大量补贴过、标准不符合欧洲要求的产品倾销到欧洲市场。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今天正式抛出了修订版《网络安全法》草案,核心内容可以一句话概括:关键行业里,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设备和零部件,要逐步清掉。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只是“建议别用”,现在变成了“法律要求必须不能用”。
其实,一开始欧盟根本没有“高风险供应商”这个概念。早期的网络安全监管,关注的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设备安不安全、系统稳不稳定、企业合不合规。但随着 5G、云计算、关键基础设施全面数字化,欧盟慢慢意识到一个现实:供应商不只是技术主体,也是政治和法律主体,尤其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绕不开。
转折点出现在 2018—2020 年。一边是美国开始明确把华为、中兴这类中国厂商定性为国家安全风险,并持续对盟友施压;另一边,欧盟内部也开始认真反思:如果一家企业受第三国的情报法、国安法、数据调取义务约束,那它即便在欧盟境内完全合规,关键时刻也未必能拒绝本国政府的要求,而这种风险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于是,欧盟在 2020 年推出 5G 网络安全工具箱时,第一次正式提出“高风险供应商”这个说法,但刻意不点名国家、不点名公司,而是用一套看似中性的标准来描述风险,比如:会不会受到第三国政府干预、法律是否要求配合情报机构、有没有有效的司法制衡、与欧盟是否存在战略对立等等。表面看是在评估供应商,实际上评估的是供应商背后的国家制度、治理模式和政治环境。
另外,在“高风险供应商”这个问题上,欧盟过去其实一直只是停留在建议层面,真正的决定权基本交给各成员国自己。结果就是,各国在是否限制或排除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上,步调严重不一致。一直到 2023 年中,真正采取了实质性限制措施的,也只有大约 10 个成员国,不少国家一直拖着不动。这种碎片化做法也逐渐被欧盟内部视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安全隐患,多年下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光靠成员国自觉已经不够,必须上升到欧盟立法,在整个单一市场内强制统一做法。再加上这几年中欧关系不好,布鲁塞尔越来越担心在 5G、电网、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对中国等第三国技术的依赖,未来会被当成筹码,于是干脆选择提前“去风险”。今天在达沃斯期间抛出的这份《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担忧和判断一次性法律化的结果。
谁算“高风险供应商”,欧盟在草案里还是没点名,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指的就是华为、中兴这些中国企业,只是心照不宣而已。至于“关键行业”,欧盟这次直接划了 18 个,从电信、电网、储能、供水,到云计算、医疗设备、监控系统、无人机、自动驾驶、航天和半导体,基本把关键基础设施一网打尽。
具体操作上,移动通信运营商在高风险名单公布后,有 36 个月过渡期,把核心设备慢慢换掉;固定网络、海底电缆和卫星网络的时间表以后再定。同时欧盟也留了程序门槛:不会自动对某国供应商动手,必须先由欧委会或至少 三个成员国发起风险评估,而且所有措施都要基于市场和影响评估,避免对行业和市场造成不必要的冲击。
当然,现在这还只是草案,后面还要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点头,估计要拖上几个月。欧盟大概也想利用这段时间,跟中国谈谈,看看能不能在贸易上换点空间。但如果新规真通过,等于进一步收走了成员国在 5G 和关键基础设施上的选择权:以前还没禁华为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匈牙利,都得按欧盟统一要求拆设备、换供应商。
对欧洲企业来说,冲击更直接。电信行业要砸钱换现网设备,成本高、施工难,还可能推高用户价格;新能源领域更麻烦,欧洲高度依赖中国光伏供应链,像华为逆变器一旦被排除,短期内很难补上,可能拖慢能源转型;交通、安防等领域规模小一些,但改造成本也跑不掉。站在市场角度,爱立信、诺基亚肯定是最大赢家,华为腾出来的份额他们直接接盘。所以新规一出,诺基亚立刻发声明叫好。不过话说回来,把中企彻底排除之后,欧洲厂商的供货能力够不够、价格还能不能压得住,恐怕才是接下来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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