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会上，想要上厕所怎么办？

朝会上，想要上厕所怎么办？去还是不去？

这个问题，我们后边来回答，先来说说明朝的朝会。

1、明代的朝会制度

三更时分，北京城的街巷还沉在墨色之中，各门各户却已窸窸窣窣亮起灯火。穿戴齐整的官员们鱼贯而出，哈着白气，在星月未退的时辰向皇城挪动脚步。这不是赶集，不是夜游，而是大明王朝每日雷打不动的早朝——一场持续了276年的政治仪式，一场从开国时的雷霆万钧逐渐沦为疲惫形式的漫长戏剧。

这一切都始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执念。这位出身微末的帝王，见到元朝因君臣隔绝、权臣蒙蔽而崩塌的结局。元代的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宰执入寝宫延春阁延春阁或者其他别殿奏事，能面见皇帝的只有中书省、御史台等两三位大臣以及禁军、近侍数人而已——这种方式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朝会。朱元璋将这种“接见过窄”的体制，视作元政失败的重要教训，决心创立一套截然不同的规矩：皇帝必须日日面见群臣，事无巨细皆需公之于朝堂。

朱元璋设计的早朝制度可追溯到明朝建立以前，其在金陵称吴王不久便开始举行朝会，这标志着他从依附龙凤政权走向独立自主的实质一步。明初的上朝礼仪，由礼官儒士杂考前代遗制而成，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朝会制度。

洪武年间的清晨，奉天门外便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上千名官员按品级肃立，从边疆军报到民间琐事，须在御前逐一陈奏。朱元璋亲坐朝堂，时而询问经史，时而裁决刑狱，甚至当场提拔或斥责官员，甚至连民间农具采买等事务也要一一过问。更有甚者，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这种无论大小、公私之事皆在朝堂陈奏、处理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朱元璋的这些做法确实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与治国理念。一方面，出于对遭受蒙蔽的强烈警惕，他建立通政司以确保奏章畅通无阻，直达御前；废除丞相制度的导火索，也正是因占城使者来朝而自己竟然不知——这类事件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信息透明的执着。另一方面，贫苦的出身使他始终深切关注基层民生与民间疾苦。例如，他明确要求各地屯田官员必须按时呈报农情：五月报禾苗长势，七月报粮食结实情况，十月则上报实际收成。这种一年三报的制度，正是为了切实掌握粮食生产与储备的真实状况，将他对民间细节的重视转化为制度性的督察。

如果朝堂仅仅是处理政务的场所，也算合理，但朱元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还将朝会同时视为推行教化、宣示治国理念的平台。他特意安排民间有德之士入朝观政，使百姓亲见朝廷运作；对于那些袭爵后难以称职的功臣子弟，朱元璋也要求他们参加朝会，既学习礼仪规范，也亲身领会他的执政思路与治国要求。

而朱元璋本人对于朝会也是极为重视。根据记载，他“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也就是是说他凌晨1点到3点之间起床，在天还没有亮时就已经在朝堂上举行朝会了。

皇帝如此勤政早朝，官员们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为便于参加朝会，他们多在皇城南侧择屋而居，以致东西长安街一带成为朝官聚居之地。如同皇帝一样，官员们也在东方未明之时便赶至皇城，但此时尚不能直接入殿，需先在宫城内的朝房中静候——这一等候上朝的过程，被称为“待漏”。在漫长的待漏时光中，甚至衍生出了独特的“待漏文化”，包括待漏文学与待漏绘画等相关创作。待漏文学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宋代王禹偁的《待漏院记》。而待漏图则是肖像画中一种特殊题材，描绘官员等候上朝时的情景，旨在捕捉像主踌躇满志的精神面貌，成为官员或其后人借画像进行政治彰显、炫耀的方式，曾在官场广泛流行。

宫门的开启自有章法。按照天顺元年的规定，午门上先会打鼓，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和旗校入内，百官则赴掖门前排队，等候钟鸣之时开门。然后文武官员分两班入朝，文臣由左掖门，武将由右掖门，每个上朝的官员都会看到一个大木牌，上面用朱漆写着“官员人等说谎者斩”。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站立，候鸣鞭，各依次过桥，抵达奉天门前，文为左班，武为右班，在御道两侧相向等候。官员们入内的过程中，会见到有六头大象分列左右——这还只是常朝时期，如果遇到大朝会，所用大象更多。

待到皇帝安座后，左右两班齐进御道,皇帝和大臣们终于见面了。

洪武十年，北平按察使刘崧任职满三年，南下进京接受考核。他写下了《朝会纪事》一文，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朝会情况：中书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员毛某、御史台左大夫汪广洋、右大夫陈宁皆先行入内，文武百官跟随其后。随后仪礼司正引导官员们列队，沿宫门右侧西侧门进入奉天门，又从门内右侧小门进至奉天殿下，在丹墀西侧依次排列等候。不久，宦官催促召见，方知皇上已升殿。司正与序班引导众人从大殿右侧经西台阶转向东行，远远望见金线刺绣的团凤扇夹护御座，皇上正南面北而坐。官员沿殿廷西南方向前行，最终在正南方向列队，面北而立。站在最前的是廉使一人，其次是副使四人，广西佥事颜继先、陕西佥事韩宜可等数人与经历等四十四人，分多排站立，其余人依次在后。奉天殿当时新建而成，土木结构简朴，尚未精细装饰。皇上头戴通天冠，身穿白袍，背靠山字形金漆素木屏风，端坐金椅，椅下铺着苇席。

关于朝会时官员们的站位，万历年间担任礼部尚书的于慎行有着详细记载。

上朝时官员分东西两班站立：西边是勋贵和皇亲，面向东，不和百官排在一起。左班面向西站立，一品、二品在第一排，三品在第二排，四品、五品的京堂官在第三排，太子属官五品、六品在第四排，翰林六品、七品在第五排，内阁两房的中书舍人在第六排，这算一段。接下来，六科给事中排第一，吏部官员第二，中书舍人第三，这又算一段。再往后，御史排第一，其他五部官员依次排后。从这里开始，品级和官职就乱得记不清了。右班面向东站立，锦衣卫官员站在最前面，五军都督府其次，后面是七十二卫的指挥等官——这些人不但站次混乱，连衣帽也常破旧不堪。

叩头行礼结束后，左班的内阁大学士和右班的锦衣卫长官，可以走上玉陛，站在金台左右；六科给事中站到甬道左右，面向东西；御史站在甬道左右，面向北。而面向北行礼时的班次是：公、侯、驸马、伯这些超品勋贵单独列三排在前，离文武官员的队伍稍远。他们后面，文武官员一同上御道，分左右站立：一品、二品为第一排，三品第二排，四品、五品京堂官至翰林史官、庶吉士第三排，科道官和中书舍人第四排。

再往后，六部的郎官顺序也很混乱。以前曾按衙门顺序排：吏部第一，礼部第二，之后才是户部、兵部等，所以曾出现过主事站在郎中前头的情况。后来户部主事贺邦泰因礼部排前面而上书争论，朝廷下诏规定：六部郎中并列，员外郎次之，主事再次之，按官品来。但大家习惯了，各衙门官员还是不敢抢在吏部前面站。时间一长，顺序又渐渐乱了。

同班站立时还有一些特殊规矩：七品翰林可以站在六品小九卿前面，六品太子属官可以站在五品小九卿前面，五品太子属官可以站在五品大九卿前面，讲、读学士可以站在四品大九卿前面，只低于佥都御史、少詹事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些官员虽然品级稍微低一些，但其官职的地位更显赫。

右班的武臣，本该以都督为首。但从嘉靖朝以来，锦衣卫权势日重，加上陆炳、朱希孝等人都兼有三公这样的崇高头衔，官位在都督之上，所以他们就站在了武班最前面，几乎与内阁大学士平起平坐。都督们虽品级高，但因锦衣卫受宠，也不敢与之抗衡。万历六年，太傅朱希孝去世后，掌管锦衣卫的都只是都指挥等同级官员，却仍按旧例站前列。后来就引发争议。礼部因锦衣卫地位尊贵，也难以裁定，最后折中处理：站立时，锦衣卫稍靠前但位置略低，都督稍靠后但位置略高；等鸣鞭行礼结束，锦衣卫长官升站到金台上，都督这才成为武官行列的实际领头人。

最后，或许会问：为何朝会的站位规则如此繁复多变？因为在那座殿陛之间，每一寸位置、每一个朝向、每一次顺序的调整，从来都不只是礼仪的形式——它是权力结构的体现，是政治秩序的缩影。站位的高下，不仅标志着品级的尊卑，更暗藏着职事的轻重、皇权的偏向以及官场中隐而不显的博弈。朝会如戏台，站班如台词，无声之中，已道尽了一个王朝的统治理法与官场生态。

2、朝堂规矩

说完站位，然后进入早朝的核心——奏事。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以次进奏。参加朝会的官员如此众多，又如何排定顺序谁先讲，谁后讲呢？官员们在奏事前，都要预先咳一声，以表示自己要出来自己要出来上奏了，有时候，因为咳的人多，以至于声大如雷。

官员在奏事时需使用官方通行的语言，因朝臣来自各地，若用方言土语，恐难互通理解。若真有官员因口音或语言习惯不便直接陈奏，亦不必担心——通政司与鸿胪寺的官员，可代为宣读奏疏内容。这样既保证了朝廷议事不受语言隔阂所阻，也维系了朝会秩序的庄重与效率。

众多官员在一起，万一遇到某官员想要拉肚子怎么办呢？

其实，要上厕所自己去就行了，也并无太大问题，毕竟如果在朝堂之上便溺，就太不雅观了——这样的行为会遭受严厉的处罚。

在明英宗时期，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刑科给事中曾瑄因为在早朝时在殿前小便失禁，被贬职为福建连江县主簿。需明白这样的处罚不是不准上厕所，而是在便溺在朝堂之上。

不要说便溺，就算是有人生病咳嗽，也会影响到朝会的正常进行。试想，官员正在奏事，旁边一阵咳嗽，朝会顿时就被打断。所以，如果想要咳嗽者，或者生病者，允许退出班列。如果突发疾病，不能继续参加朝会，则允许同列官员将他扶出去。

奏对之际，若班列中有官员礼节失当，御史与礼部官员皆可当场举劾。失礼之举包括但不限于：如曾瑄此前所为、在朝堂上指点顾盼、交头接耳、东张西望，以及随意横穿御道等——依制，官员奏事时须自班列末尾依序进退，不得僭越穿行。

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给事中张维新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京师人。在他任满受封时，因父亲未曾出仕为官，便向朝廷请求让父亲穿戴冠服，一同上朝谢恩。为了庆贺，张维新还特地约了亲朋好友，准备好鼓乐，在东长安门外迎接父子俩退朝。

不料他父亲在上朝前夜太过兴奋，根本睡不着，只在廊下闭目养神。忽听得朝钟响起，便慌忙赶入班列，叩头行礼完毕，又匆匆忙忙向西穿过御道；接着想起还有仪式未完成，竟又转身向东横穿御道返回。这一行为被当值的序班发现，立即上前纠察并当庭参奏。弘治帝当即下旨将其拿下，侍卫就在丹墀之下将其拘执，并押至午门外跪候发落，身上的冠服也被当场剥去，散落在地。

而对于这种失仪的行为的举劾要求当庭指出，不得过后再讲。原因很简单，失礼这类事，如无当场指认，过后则很难复原事情发生的过程。天顺三年十一月，监察御史刘璧、郑佑、庄歙、戚宁在冬至这天于奉天殿纠察朝仪时，发现中书舍人杨仕俊在侍班结束后不慎失足跌倒。到了当天晚些时候，刘璧等人便上疏弹劾此事。英宗得知后问道：“昨日失仪，为何直到今日才奏报？”随即下令锦衣卫将涉事人员逮捕审问。

若无失仪之事，鸿胪寺官唱奏事毕，待皇帝归，百官亦退，各回衙门处理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