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最新演讲：AI时代，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认知模式

面对人工智能和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往往更关心技术本身，却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仍在用旧的认知方式，理解一个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

本文整理自陈春花教授1月18日在北清经管2026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的部分演讲内容，聚焦认知模式的转变，希望为身处变化中的你带来一些启发。

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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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AI时代，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我们是否还在用旧的认知模式理解世界。

这两年，人工智能成为几乎所有讨论的中心。很多人一谈起AI，首先想到的是效率提升、岗位替代，或者企业还能不能“跟得上”。但其实，这些可能都只是表层问题。

真正的变化在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工业时代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变化不再是阶段性的冲击，而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的背景。你无法等待它结束，只能在其中工作、生活和做决策。

如果我们仍然沿用旧世界的认知方式去理解这个新世界，那么无论多努力，都会越来越吃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与企业家、管理者交流时说：与其急于寻找工具，不如先确认，我们是不是还在用过去的逻辑，理解今天的现实。

在过去十多年的数字化研究与实践中，我持续关注那些能够在逆势中成长、不断获得新机会的企业。它们并不是因为更早掌握了某项技术，而是因为更早完成了一次认知的跃迁——从单一竞争走向与环境、他者的共生。

要理解认知为什么必须改变，首先需要重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以下是对我影响最深、也最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世界的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是“后工业社会”。

这是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判断。他并不是简单地用某项技术来区分时代，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来理解社会演进。

在农业社会，最核心的资源是土地；在工业社会，关键资源转向资本，企业管理者占据主导地位；而进入后工业社会，真正稀缺的资源变成了知识，生产过程由信息推动，知识工作者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能就会理解，今天的数字世界，无论是组织形态，还是价值创造方式，都已经无法再用工业社会的逻辑来解释。

第二个，是“量子管理”。

工业时代的管理深受牛顿式思维影响，我们强调稳定、控制和可预测性。稳定，才能产生绩效；规模，才能放大效率。这种思维在相对确定的环境中，曾经非常有效。

但当环境高度不确定，人本身的复杂性被不断放大，这种思维开始显现出局限性。在现实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经验、直觉、联想、情绪，在关键时刻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企业能够一次次穿越周期，往往并不是因为“算得更准”，而是因为“感知得更早”。

我们把这种面对不确定性、不急于消除变化，而是从变化中寻找机会的思维方式，称为量子思维。

德鲁克给企业家下过一个定义：企业家，是一群把变化视为健康标准，并能把变化转化为机会的人。当很多人面对变化感到焦虑、抗拒甚至恐惧时，企业家往往会认为“机会来了”。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天然地具备了量子思维的特点。

第三个，是凯文·凯利所描述的“镜像世界”。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发展，我们已经不再只是生活在一个单一的物理世界中，而是同时进入了数字世界，以及物理与数字深度融合的世界。

在这个被凯文·凯利称为“镜像世界”的环境里，人机共存成为常态，虚拟与现实相互映射。如果我们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只有一个世界的前提下，就很容易产生错位，也会感到无所适从。

正如马斯克在近期一次访谈中提醒我们的：留给旧世界的时间不过只有2000天。这不仅是对技术变化的警示，更是对我们认知模式提出的挑战——如果仍用旧的思维理解新世界，错位感和焦虑感只会越来越明显。

第四个，是进化论中的“共生”观点。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解释进化，强调竞争和淘汰。但古生物学家马古利斯提出，共生才是生命进化的重要方式。不同生命体通过共生，实现整体进化。

当我用这一视角来理解数字技术对企业和组织的影响时，发现它更能解释今天那些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成长路径。

这些观点，帮助我们跳出工业时代的思维定式，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 “共生” 会成为新世界的生存逻辑——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认知升级后的必然结果。

理解新世界，也需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过去是如何理解世界的？

工业社会的认知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笛卡尔的二元论。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并相信“部分之和就是整体”。

正是这种认知，支撑了分工、流水线、职能管理和规模扩张，也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管理的核心任务，被理解为协调各个部分，以实现整体效率。

但当环境从相对稳定走向高度不确定，这种认知的局限在组织管理中愈发明显。

在企业实践中，我常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的部门完成了绩效目标，但公司整体亏损，我应不应该拿到奖金？

在二元论的认知模式下，这个问题本身是成立的；但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现实中，这种逻辑已经难以成立。部门最优不等于组织最优，就像很多企业中“总部与一线对立、职能与业务割裂、下属与上司对立”的困境，本质都是二元认知的局限。局部效率的叠加，也未必带来整体价值。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二元论极容易把人推向工具化的位置。当组织目标成为唯一尺度，人就被简化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效率不断提高，但意义却在流失。

马克斯·韦伯早就提醒我们，现代社会会带来“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困境。今天，这种困境在组织与个体层面，都变得更加明显。

在AI时代，我们需要训练的是非二元论的认知模式。

非二元，并不是否定理性和效率，而是不再用简单的对立去理解世界。真实的世界至少包含三个维度：

• 现实存在的事物（客观世界）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世界）

• 以及个体自身的经验与判断（主观世界）

当我们只关注目标和效率，忽视关系与经验，组织就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个人也会越来越焦虑；而当这三个维度能够被同时纳入认知，意义才有可能重新出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组织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技术与制度，作为当下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正在深刻重塑这种社会存在的形态。

数字技术让经济活动深入到人类的生产、交往与自我意识之中，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财富的意义也在发生改变。年轻一代的选择，看似难以理解，实则是认知结构变化的自然结果。

在这样的世界中，“共生”不再是一个可以选择或不选择的理念，而是一种现实的生存方式。未来企业真正的竞争，也不再只是能力或规模的比拼，而是共生关系质量的竞争。

而这一切的起点，仍然是认知模式的改变。

• 从“部分之和是整体”，走向“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 从控制与预测，走向适应与共创；

• 从把人当作工具，走向人与组织、技术、社会的相互成就。

当认知发生改变，行为才会随之改变，结果也才有可能真正不同。

在AI时代，我们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更快地追赶技术，而是学会用新的认知方式，重新理解世界，重新理解组织，也重新理解人自身的位置。

当我们能够在变化之中安放自我，与他人、与组织、与时代构建起更好的关系，共生就不再只是一个理念，而会成为一种真实发生的状态。（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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