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总回忆录：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其实不算重要

1927年秋天，赣南一带的山风已带着凉意，村口土路上时常能看到一支支衣衫褴褛的小部队，拖着疲惫的脚步从山坳里钻出来。表面看，是几百上千个人的流动，实质上，却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武装命运的拐点。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兵败如山倒”的气氛中，朱德的名字，慢慢从南昌起义中一个不起眼的“老同志”，变成了日后被反复提起的总司令。
这段变化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的。陈毅在自己的回忆中，曾经很坦率地说过一句话：“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这话听上去有些刺耳，但放在1927年那个夏天去看，却并不夸张。起义之前、起义之中、起义之后，朱德所处的位置，确实远远谈不上“核心”，甚至一度只是被尊重为“年纪大的老同志”。
然而，有意思的是，等到南昌起义主力南下失败、潮汕战役失利、大队人马四散而去的时候，真正咬牙“把队伍带出来”的，却偏偏就是这个当初“不算重要”的人。
一、从“老同学”到“请客之人”：南昌城里的那一夜
说起朱德在旧军队中的履历，很多人并不陌生。云南讲武堂毕业，跟着云南军队参加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重九起义，又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打出了名气。棉花坡一战，他指挥部队血战，当时军界都在传他的勇猛和胆识。以旧军的标准来看，他完全可以沿着军阀将领的路子一路往上爬。

可不得不说，他当时选的路，跟身边不少同学完全不一样。1927年初，朱德受党组织派遣，到朱培德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并主持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两人又是云南讲武堂的“模范二朱”，一个主政江西，一个掌管教育团，互相都看得上眼。朱培德想留这位老同学，好好帮他整军练兵，将来在江西有一番新局面。
理念上的分歧，却早早种下了。朱培德本身倾向国民党左派，希望借北伐东风做一番事业，却对共产党“再往前走一步”的路线有明显顾虑。朱德则在接触共产党人后，对蒋介石的独裁已经相当反感，决心靠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两人看问题的角度渐渐拉开距离。
到了1927年夏天，形势迅速恶化。“四一二”清党、马日事变接连发生，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一波接一波传来。7月底前后，朱培德已经察觉朱德同贺龙、叶挺接触密切，不过他没有直接拆台，反而为了自保，把第三军的实际指挥权交给王均，自己提前躲到庐山上“养病”，南昌城里的军政大权，客观上都压到了朱德肩上。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南昌起义，都是电影里那个在地图前指点江山的“朱总指挥”。比如后来《建军大业》里，黄志忠饰演的朱德高声布置战术，镜头一转，众将尽听号令。但从当时的组织架构看，起义的军事筹划与战术部署，主要在贺龙、叶挺和担任参谋长的刘伯承手里，朱德在前敌委员会中并不居于显赫位置。
朱德自己回忆南昌起义时，说得很清楚：“我被分派的任务是，邀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喝酒。”也就是说，起义打响前夜，他真正要做的，是用“打麻将”“叙旧”的方式，把守城要害部队的团长、团副拖在自己家里，给起义部队创造行动时间，而不是坐在地图前拍板整个战役。
那天晚上，南昌守军主要是第三军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卢泽明、萧曰文以及几位团副，被请到朱德家中，名义上是打牌叙旧，实际上是被拖住行动。朱德一边打麻将，一边有意无意地多输点钱，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表面看，他和几位旧同僚谈笑风生，心里却清楚得很——城里的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再拖不过几个小时，事情就要捅破。

意外出在一个叫赵福生的军官身上。这人是贺龙部下的云南籍军官，起义前夕突然叛变，把南昌即将“暴动”的消息泄露给了守军。消息很快传到牌桌上，几个团长坐立不安，脸色大变。有人放下麻将牌就要起身，说要“回营看看情况”。
朱德还试图稳住他们：“各位老弟，不必惊慌。多事之秋，谣言四起，什么‘起义’‘暴动’，天天都有人在讲，不见得都是真的。你们都是从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何必大惊小怪？天塌下来，有一颗脑壳顶着。”
话说得不轻，但毕竟事关人头性命，这几位团长哪里坐得住，很快还是告辞离去。朱德心里明白，话再多说反而容易露出破绽，只好装作没事，把人送走，然后立刻赶到江西大旅社向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报告叛变情况。前敌委员会迅速决定，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朱德提出了一个看似很正常的请求：希望回到自己直接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去，起义时与部队在一起。周恩来却拉住了他，劝他留在前委机关所在的位置相对安全一些。周恩来既是朱德入党的介绍人，又是多年的朋友，担心敌人回过头来追查“请客吃饭”一事，朱德会率先被盯上。
在前委成员眼里，这位资历深的老军官更多像一个可靠的“老大哥”，却还远谈不上“起义核心领导”，分工也是偏辅助性质。陈毅后来那句“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说的正是这一层现实。
二、从南下失利到三河坝血战：带着“别人的部队”硬扛强敌

南昌起义打响后，部队在城里取得了初步胜利。但从一开始，起义就打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号，沿用的是国民党左派张发奎的番号。按最初设想，总指挥本该是张发奎，只是周恩来察觉张发奎已向汪精卫靠拢，才临时改由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原第十一军、第廿军番号不变。
朱德则被安排为新编“第九军”副军长，军长是滇军出身的韦杵。这个“第九军”与早年在赣州组建、由金汉鼎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并非同一支部队，只是沿用番号。南昌起义发生时，金汉鼎部留守九江，并未参加起义。很多后来的记述如果不区分这两支“第九军”，很容易混淆。
需要注意的是，那支“朱德率领的五百人南昌公安队伍”，在南昌起义南下途中确实出现了大量逃亡。年龄偏大、顾虑家庭、对起义前景迷茫，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等部队一路南下，公安队伍大半溃散，朱德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这一点，在不少回忆材料中都有提及，也被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用来说明，朱德在整个南昌起义领导层中，起初并不居于核心位置。
起义军南下的计划是很宏大的：离开江西，经闽西，直抵广东潮汕，夺取出海口，再接应苏联援助，重建革命大本营，某种意义上再组织一支能继续北伐的革命军。然而，准备仓促、人心不齐、敌军密集追击，种种不利因素都堆到了这条路上。
江西本来就是朱培德的势力范围。南昌起义一爆发，他部下的第三军、第九军从九江方向迅速行动，在江西境内构成了对起义军的巨大压力。起义部队还没走出江西境内，人数就从两万减到约一万三千人，沿途逃亡不断。进贤县一带，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又将全师共产党员驱逐出队伍，带着约五千人脱离起义军，另行行动。
从这一段行军轨迹可以看出，起义军内部本身就相当松散，不少军官怀有自己的盘算，并没有准备把前途押在南昌起义这一次赌注上。在这种大背景下，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队伍，根基本就不稳，逃亡现象更为集中，也就不难理解。

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朱培德部队在军事上对起义军施加了压力，但双方毕竟同出滇军系，许多将领都是朱德的旧同学。行军途中，起义军始终没有与滇军爆发大规模决战，跟这一层人脉有很大关系。朱德借老同学的情面周旋，客观上为起义军争取了一些机动余地。
进入广东后，起义军面对的就不再是熟悉的滇军，而是粤军以及由李济深、钱大钧等率领的国民党部队。1927年8月25日前后，会昌一带的战斗异常惨烈，起义军歼敌数千，自身也伤亡约五千人。这一战打得双方元气大伤，起义军再无能力按原定设想顺利南下。
9月中旬，部队折返瑞金，再经福建长汀、上杭一线向南移动，沿汀江、韩江进入广东境内。9月18日，占领大埔县后，潮汕方向的进军看似只差一步。就在这个时候，如何处理身后穷追不舍的钱大钧部，成了摆在前敌委员会面前的一道难题。尾后追来的敌军还有一万余人，如果不挡住，潮汕方向就随时有被截断和包围的危险。
经过讨论，前委在9月20日作出关键决策：主力继续南下潮汕，而以朱德为首留下约三千余人，进驻大埔县三河坝，阻击钱大钧部。朱德被指定为留守部队的最高指挥者，统一领导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导团。
从编制上看，这支留守队伍并不是朱德原来“一手带出的部队”，指挥权更多依托周士第这位二十五师师长。进驻三河坝之后发布给当地民众的安民告示，也是以周士第名义贴出。朱德在此时，承担的是一个“临危受命”的角色，要在兵力和火力都处劣势的情况下，硬顶住后续追来的强敌。
三河坝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钱大钧部兵力、装备都占优势，几番猛攻，都被朱德、周士第指挥的防御阵地打退。地形、火力配置、部队纪律，这几方面在战斗中都被压到了极致。由于年代久远，具体牺牲者姓名多已无从查证，只知道陈毅那时不过营教导员，林彪只是一个连长。黄埔一期、二期出身的一些营长、团干，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生命代价。

三天后，朱德根据敌我对比和战局发展，主动下令撤离三河坝，保存余部。约三千人出战，撤出时仍有两千多人，虽然损失惨重，却成功拖住了钱大钧的追击，使南下潮汕的主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此时再回头看，前面那句“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已经带上另一层含义：在起义最热闹的时候，他的声音的确不算响；可当局势恶化，轮到需要有人去“挡刀子、扛风险”的节点，他却站到了第一线。这种角色转换，本身就说明了组织在关键时刻对他的信赖。
三、兵败潮汕与天心圩：队伍涣散时的那几句对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走向就更加严峻。1927年10月初，潮汕战役失利，南下主力在潮安、汕头地区与敌军作战受挫，部队大批溃散。朱德在三河坝撤出后，得知潮汕方向情况危急，即刻率队南下接应。10月5日前后，到达饶平附近时，才与从潮汕撤出的约两百余人汇合，从他们口中确认主力已基本失败。
这样一来，原本就不稳的队伍士气更加低落。朱德后来在1962年的谈话中回忆：“我们加上这一部分部队约二千余人，又折转北上，在武平旧城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然后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一路转战，队伍里的逃亡者越来越多，剩下的人脚步也明显发虚，大家心里都清楚——前途变得极其模糊。
天心圩一带的情绪，确实接近崩溃。部队来源复杂，有原南昌起义的队伍，也有潮汕撤退下来的残部，还有三河坝余部，彼此之间组织联系松散。干部大量流失，连完整的指挥系统都快要不见。陈毅后来回忆，那时他脑子里冒出过一大堆问题：要不要彻底放弃？要不要出国？要不要回乡？是不是干脆投靠在国民党高官任职的老朋友？26岁的年轻人，在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中，很难不动摇。

更具代表性的是，周士第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寻求组织指示”，准备离开部队。朱德急了，直接问：“部队是你们带出来的，你们都走了，部队怎么办？”从组织关系的角度看，周士第希望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并不算逃避；可从眼前这几千人的存亡上看，这一走，很可能就是把部队往“一哄而散”的方向推。
集体讨论后，还是同意周士第离队。周辗转到了上海，向李立三、聂荣臻汇报，后来又因病远赴南洋治疗，一段时间内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之后，他自己也把这段经历当成“缺乏坚定”的教训。对当时许多进退维谷的军官来说，这种“退一步自保”的选择，很有代表性。
陈毅则在天心圩那段日子里，找到了朱德，把自己内心的矛盾一口气倾倒出来。他不敢对战士讲这些话，却忍不住在这个年长者面前问：值不值得继续？还有没有希望？如果走开，是不是更合算？这种坦白，在后来流传的回忆录里，被许多人视作“年轻军政干部普遍心理”的缩影。
朱德听完，没有责怪，反而先承认现实：“起义失败，是事实。”但他紧接着又说了一段话，大意是：革命向来伴随起落，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从小到大、从大到小，本就是常态。打败仗，队伍缩到只剩下几十几百人，只要不散，只要还能纠正错误，就仍有机会重来。四川军阀队伍里有的也是这样打出来的，他们能重新站起来，革命队伍就更不该一打败仗就放弃。
“无论情况多么坏，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继续干下去。”这句表态，当时并没有多少华丽词藻，却有一种不容退缩的硬劲。陈毅听完，对他的评价是“犹如醍醐灌顶”，当场表态要跟着走到底。多年以后，他回顾这件事，说得很直白：“没有那一夜的谈话，也就没有后来的我。”这当然带着一点感慨的成分，但分量并不夸张。
在大部分人都在考虑“如何全身而退”“怎样保证今后一条出路”的时候，说出“哪怕只剩我一人也要干”的人，确实不多。朱德在那时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在绝境中仍然坚持革命前途的信念。与其说这是“豪言”，不如说是他在几十年旧军生活中，对胜败起伏看得很透之后做出的选择。

四、赣南三整与“八百人”：不显眼的保种子之功
天心圩之后，部队继续北上。一路上，逃亡现象没有停止。到了10月底，大庾一带时，人数又缩了一大截。给中央的报告中，用“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以上干部仅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当时的局面。这种说法并不夸张，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保守的概括。
在大庾，朱德、陈毅组织了第二次比较彻底的整顿。朱德站在田埂上，对还留在队伍里的战士讲得很明白：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想不想革命，各人自己决定，不想干的可以离队回家，不勉强；愿意继续的就留下，哪怕只剩两百条枪，他也有办法带着继续走下去。他举了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的例子，说那段黑暗最后也迎来了1917年的成功，把中国当时的处境比作“1905式的失败期”。
这番话，并没有那些“革命宣传口号”的高调，却有一种冷静的判断：失败并不意味着路走到头，只意味着还没走完。听得进的人，就知道这是把未来的希望建立在长期斗争的基础上，而不是寄托在一两次起义的成败上。
整顿结束后，部队只剩约八百人。从数字上看，这个结果非常“惨不忍睹”，从起义之初的两万余人，到如今还愿意跟着走的只有这么一点。但也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这八百人，已经是在连番战斗、反复动摇、无数次选择之后，还愿意把自己命运和革命绑在一起的那一部分。
为了适应新的规模，朱德决定撤销名义上庞大却已名不副实的军、师建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实际就是一个团的规模。同时，他把党支部建到了连队一级，安排党员担任连指导员，重新建立起组织对部队的领导，防止再出现“一哄而散”的局面。

这并不是简单的“缩编”，而是在“颗粒归仓”的基础上，对队伍进行了一次政治和组织上的再造。赣南地区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群众基础尚在，朱德和陈毅选择向湘粤赣边界农运比较活跃的区域转移，在那里进行第三次整训。1927年11月初，部队抵达崇义西南的上堡一带，靠近革命影响较深的山区，利用当地群众基础和地形优势，为之后行动做准备。
在这三次整顿过程中，朱德很少站在“风头浪尖”，也没有太多宏大词句，却用一系列看上去“不起眼”的举措，把南昌起义余部中最坚决、最能打的一部分人保留下来。后来这支队伍参加湘南起义，人数再度发展到上万人，再之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形成了工农红军的早期主力。
陈毅晚年谈起天心圩和大庾的那几次整队时，有一句评价颇有意思：“那时在八百人的队伍里，没有几个人想到，二十多年后会有百万雄师过长江。”他提到，当时三大主力战场的几位主将——林彪、陈毅、粟裕——都在那支小队伍里。这话说得不算夸张，林彪那时只是连长，陈毅只是营教导员，粟裕更显不起眼，但这一批人在那种环境中留下来，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在那时作出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陈毅那句“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与其说是贬低，不如说是对一个现实的坦率描述——朱德在起义发令、战术构想和部队番号安排上都不是站在最前台的人。但当主力部队受挫，大批将领离去，队伍面临彻底崩溃的关头，真正扛起“把队伍带出来”这面旗的人，却恰恰是他。
南昌城头的礼炮声、宣言书上的签名，固然耀眼；赣南山道上的失意、三河坝的浴血、天心圩田埂上的几句朴素话语，也同样构成了历史的一半。只不过，前者总是先被记住，后者往往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被一点一点翻检出来。
对那一代人来说，能不能在失败面前“守住一点东西”，往往比在胜利时喊多少口号更重要。朱德之所以在后来被称为“总司令”，与其说是因为他在南昌起义一开始就站在最上位，不如说，是因为在起义主力溃散、革命最黑暗的几个月里，他做出了一个不那么显眼，却至关重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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