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宣布：聘请陈行甲，年薪150万

朋友圈又被一则消息刷屏了：俞敏洪聘请陈行甲担任新东方集团的公益顾问，据传年薪高达150万。

人们热议着这150万的价值，却似乎忘了，就在不久之前，陈行甲因为在自家创办的公益基金会拿70万年薪，被舆论架在火上烤了多久。

如今，争议声犹在耳畔，陈行甲却已经做出了另一个决定：交棒给年轻人，未来不再从公益组织领取任何薪酬。

消息一出，当初骂他“赚钱”的人或许会满意，称赞他“高风亮节”。但说心里话，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欣慰，而是一阵深深的悲凉。

这股悲凉，不是为陈行甲个人。以他的能力和影响力，即便彻底离开公益，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做顾问、做讲师，收入都远非70万可比。

这股悲凉，是为我们这片土地上，那些想做点实事的人，始终挥之不去的那道紧箍咒，一种近乎变态的“道德洁癖”。

这事，得从头说起。

▌从“网红书记”到“争议公益人”：陈行甲是谁？

谈起陈行甲，总绕不开他身上的两个标签。

第一个标签，是“网红书记”。

2011年，他空降到湖北省最偏远的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巴东，担任县委书记。那里穷、乱，干群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面对这个烂摊子，他没选择“和光同尘”。他穿着红衣服，直播跳伞宣传旅游；他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24小时接访；他更以近乎“自毁前程”的孤勇，在任内亲手将包括县长、副县长在内的87名干部和不法商人送进监狱。

他成了明星官员，成了“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可就在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际，2016年底，他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重度抑郁症。很多人不信，猜测是触碰了利益集团被迫离开。但无论如何，他选择在顶峰时转身，纵身跳入一片未知的海。

这便引出了他的第二个标签：“公益人”。

2017年，他创立了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从零开始，专注于贫困地区儿童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公益职业经理人”，用他在官场历练出的强大执行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去啃“因病致贫”这块硬骨头。

他创新了“联爱工程”，试图在试点地区探索“医保报销+公益补充+社工服务”的全方位救助模式。他做得风生水起，也引发了最大的争议，年薪70万。

▌70万年薪：一道撕裂观念的伤口

“公益人怎么能拿高薪？”这是当时最主流、最刺耳的质疑。

在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公益等于“献爱心”，等于“无私奉献”。做公益的人，就该衣着朴素，生活清苦，最好是自己也一贫如洗，这样才能衬托出道德的光辉。仿佛只有苦行僧式的牺牲，才配得上“善良”二字。

这是一种何其扭曲的逻辑。

陈行甲所在的深圳，是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他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孩子的教育需要投入，一家人也需要一个安身的屋檐（他一度是租房居住）。

70万的年薪，在深圳，对于一个要养家、要承担高强度脑力与心力工作的专业人士而言，真的离谱吗？

更何况，这笔薪酬经过专业审计，完全合法合规，且在基金会的总支出中占比极低，远低于国家规定的管理费标准。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想不想把事情做好？

公益，尤其是解决像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这类复杂社会问题的系统性公益，是极度专业的工作。

它需要顶尖的医疗资源对接，需要精密的法律、财务、保险知识，需要强大的项目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这些能力，在商业市场上明码标价，价值不菲。凭什么要求投身公益的人，就必须无偿或低价输出这些专业价值？

陈行甲曾直言，公益不是简单的“做好事”，而是一项社会工程。他想吸引的，正是那些有能力在商业领域获得高薪的优秀人才，投身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领域中来。

那70万，是一个信号，一种态度：公益事业同样需要职业化、专业化，从事公益的人，也应当享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这道理本不复杂。一个好社会，理应让做好事的人过得更好，而不是更差。否则，长此以往，谁还愿意、谁还能够持续地去做好事？难道我们只期待圣人出现，却不愿为凡人的善行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支撑系统？

▌“不拿钱了”：一个看似高尚，实则危险的信号

然而，道理敌不过汹涌的“民意”。最终，陈行甲选择了退让。他宣布，交棒，不再领薪。

很多人为此叫好，认为他“保持了纯洁性”，“守住了初心”。但我却感到警惕和悲哀。

这看似是个人的高风亮节，实则是对那种落后观念的一次无奈妥协，甚至可以说是“投降”。

它传递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你看，舆论压力是有用的，公益就是不能谈钱，谈钱就是不道德。那些嚷嚷着“做公益凭什么拿高薪”的声音胜利了。

这对于整个中国公益生态的伤害，是隐性的，却是长远的。它加固了那道无形的道德枷锁，让后来那些想用专业方式做公益的年轻人，在谈及合理报酬时，更加底气不足，更加畏首畏尾。它无形中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圣人标准”，逼得更多人要么选择彻底离开，要么只能在清贫中低效地维持。

“兼职不兼薪”，在现实中往往是既消耗热情又难出成果的扯淡做法。真正的热情，需要现实的燃料才能持续燃烧。

陈行甲的离去（从领薪岗位），让我担心，这是否意味着他影响力的某种“退出”？他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系统推进的公益模式探索，是否会因为核心人物的“义务劳动”性质而放缓甚至中断？

我们口口声声说需要创新，需要专业，但当创新者和专业者要求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基本回报时，我们却用道德的棍子把他打了回去。这难道不是一种叶公好龙？

▌照亮世道人心，也需要现实的灯油

我不是陈行甲的亲友，甚至不算他的深度粉丝。但我敬佩他，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这个时代稀缺的两种品质：破局的勇气，和做事的匠心。

从铁腕反腐到转型公益，他两次选择了更艰难、更少人走的路。他本可以在官场步步高升，享受权力带来的尊荣；他也本可以在公益领域只做个吉祥物，到处演讲、收获掌声，而不必深耕具体的项目，不必去碰“70万年薪”这个马蜂窝。

但他没有。他选择沉下去，像一个产品经理一样去打磨公益项目，试图找到可复制、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他写的《在峡江的转弯处》《别离歌》，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文笔有多华丽，而是因为里面充满了具体的细节、真实的困境和笨拙的摸索。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一寸一寸开拓的故事。

照亮世道人心，需要陈行甲们手里的那盏灯。但这盏灯要长明，是需要灯油的。这灯油，是合理的薪酬，是社会的理解，是允许探索和试错的包容空间，是对专业价值的真心尊重。我们不能一边渴望光明，一边却又掐断供养光明的源泉。

如今，陈行甲走进了新东方，有了150万年薪的新身份。我由衷地为他高兴，这是他市场价值的体现。但心底那丝悲凉，并未完全散去。

我在想，那个因为他“年薪70万”而愤怒唾骂的看客，和那个因为他“放弃年薪”而击节叫好的看客，是不是同一群人？他们在捍卫的，究竟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还只是一个符合自己内心戏码的、“正确”的苦情故事？

人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让好人挣到钱，让实干者过得体面，让理想主义不必以悲壮为底色，我们这个社会，才会真正好起来。

这篇文章，我写了很久，心里很堵。我知道，像陈行甲这样“轴”的人，不会因为几句非议就真的倒下。但我更知道，有无数个没有他这般名气和能量的普通人，正在类似的道德绑架和现实压力下，默默收起了自己的锋芒，藏起了那份想改变点什么的热望。

他们可能就是你身边那个曾经敢言、如今沉默的朋友，可能就是某个在公益机构熬夜加班、却不好意思谈加薪的年轻人。他们的退却，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损失。

写下这些，不为别的。只是希望，当我们下一次再看到类似争议时，能多一分冷静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审判。给实干者一点空间，给理想一点燃料。这或许，是我们每一个围观者，所能做的最微小的“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