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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的财务出了大问题,欠税金额接近八百万石,引起了朝廷的极大愤怒。新任官员李青云只带了一本账册就上任了。当他翻开账本的第一页,目光停留在“损耗”二字——这本该由地方富绅负责的损耗,竟全部由贫困百姓承担。一户逃税,十户跟风;十户逃离,整个村庄变得荒凉。田地荒废,税粮却逐年增长,像滚雪球般重压在江南的大地上。
李青云连夜召集县令孙泽民,两人在油灯下反复推演,直到天亮。第二天,官方公告只用三行字写明:官田与民田,损耗均摊;税额减半,余粮归仓;每乡推举粮长,押运进京。
当富绅们气得拍案而愤怒时,乡村的老农正蹲在田埂上数指头——以往缴完税后,粮食只够吃三个月,而现在仓库里竟然还能存有半年的余粮。更奇怪的是,新设的县仓在雨季收粮,旱年放粮,灾民领粥时,还可以看到仓库匾额上刻着“小小一行字:‘余米’”。
二十二年后,李青云离任那天,苏州城外的南桥刚刚通车,学堂钟声正鸣。河道里正在清淤的民工们抹去额上的汗水,突然有人问同伴:“这河道的工钱来自哪里?”
一位旧粮长扛着空麻袋路过,微笑着答道:“余米攒的。”
所谓的治理之道,不过是在人们的富裕与贫困、富绅的算盘与百姓的饭碗之间,找到那一把平衡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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