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之子申再望，就父亲调粮出川之事写信给邓小平，后来呢

1978年初春的北京已有微微寒意，人民大会堂的长廊里却因一份内部材料显得燥热——四川调粮得失的争论，被不少干部带进了两会。许多人提到一个名字，李井泉。那一年，他已卸任多年，很少公开发声，但“调粮出川”这根旧弦时不时就被拨动一次。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成都电子科大的青年教师申再望准备把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装订成册，他想弄清父亲当年到底为何调粮，为何又在晚年绝口不谈。

申再望的姓氏常让人停顿，他确实与李井泉有血缘，可因为“送子”这段往事，他成了申家的一员。1949年前后，李井泉常年在外指挥战事，孩子多而战友少。孙志远、张经武、申国藩三位老同志先后领回了李家男丁，家书往返，只有寥寥数句，“让孩子安心读书”成了父亲给养子们唯一的交代。

李井泉对子女的态度一向直接。1959年成都府南河畔的小院里，他看见再望把棉苗放在角落，立刻问：“嫌脏？”再望嘟囔几声没吭声。“不爱劳动，思想就要生锈。”父亲一句话就把共青团的入团登记暂时按下。那年四川雨水大，省内专家普遍摇头说棉花种不活，李井泉偏要在自家院子和省实验农场里种给大家看。他请的那位绵竹老农住在警卫班对面的小瓦房，每天午饭后和警卫员一起量棉桃、记温度。试验成功的第二年，全省新增棉田近百万亩。

在很多人眼里，李井泉对乡亲却比对自家更慷慨。1960年他回江西临川老家探亲，发现孩子们过河上学要等摆渡，便提出修桥。四年后大桥合龙，乡亲把桥命名为“泉桥”，他却执意改为“仓下桥”。“写我名做什么？”他丢下一句话走了。

调粮问题真正被翻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彼时“吃亏论”“内伤论”甚嚣尘上，四川干部会上常有人感慨：粮食外调严重影响了全省发展。李井泉对此沉默，他只告诉秘书四个字：大局为重。申再望不甘心，他明白父亲在意的是整体，但指责一天天变成定论，总得有人梳理来龙去脉。1986年起，他利用寒暑假去农业厅、粮食局、省委档案室查材料，连父亲旧日秘书、警卫员也被他一一走访。

1989年4月李井泉病逝，享年七十九岁。讣告上只有简短履历，对调粮只字未提。守灵当晚，再望拿出早已写好的信给在北京的姐姐看：“要不要现在寄？”家人沉默许久，还是点头。信很短，开头一句：“小平同志，父亲走了，调粮的是非尚无定论，望中央查证。”尾段附上一摞复印材料。

六月，中办批回一纸条：“阅办。”此后不到两周，国务院、中央文献研究室、农业部、国家统计局的同志组成小组赴蓉。调查以谈话、查档为主，再望被问了三次。某次记录员停笔问他怎么看父亲的长期沉默，他想了想，说：“他不想让争论遮住当年的困难与责任，这跟功劳没多大关系。”

年底，《人民日报》刊登《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三句话最为醒目——“襟怀坦白”“勇于承担”“顾全大局”。舆论渐渐平息，四川调粮的背景、数量和中央补贴比例第一次被公开，许多指责自然淡下去。这不是追悼，更像一份迟来的说明。

申再望回忆父亲，少不了那通跨洋电话。三哥在美国硅谷拿了两项专利，年薪诱人。1984年深夜，北京与旧金山时差十三小时，电话接通，父亲只说了四个字：“回国工作。”没解释理由，也没任何承诺。三哥半年后出现在北京机场，行李只有一个旧皮箱。

再望曾建议为父亲录下长征口述，话刚出口便被拒绝。“写牺牲了的同志，他们值。”父亲答得平静。后来他想，拒绝或许因为父亲不愿把个人经历写成传奇。对李井泉而言，星夜翻雪山、草地啃皮带固然艰苦，可那些没走出草地的战友更值得被记住。再望把这些理解记录在一本灰色笔记里，只写年份、地点、人物，不评功过。

父亲去世第十年，再望在成都碰到原省粮食局干部，对方拍他肩膀：“那些数据后来我又核了几遍，你爸没算错。”他没有多说，取出打印的人民日报那期版面，递了过去。对方默了几秒，折好报纸，说声“应该的”。

李井泉留下的家规仍贴在老宅墙上：不准从政、不准经商、学数理化。兄妹几人至今遵守。再望晚年修完《青山无言》时，把父亲嘱咐抄在首页：写历史，不写自己。这本书公开发行，印数不多，序言里没有赞美，只有干巴巴的档案号和人物表。末页列出牺牲同志姓名，足足两页半，排到下一页的，是一串还在查证的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