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北平菜场，那个捡烂菜叶瘸腿老人，竟是当年只手遮天皇太子

1948年的北平，深秋来得特别早，也特别狠。

风不是那种吹面不寒的杨柳风，而是像带着倒刺的小鞭子，抽在脸上生疼。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是一块用久了没洗的旧白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时候局势不稳，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就像这天气一样，阴鸷得让人心里发慌。

这一天午后，刚过三点，天色就有点暗沉沉的。张伯驹像往常一样，从燕京大学讲完课，夹着几本书，慢悠悠地往承泽园走。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长衫，布鞋踩在满是落叶的土路上，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这条路他走了两年多，闭着眼都能摸回去。但他心里还是装着事，那是刚卖了弓弦胡同老宅换来的《游春图》。为了这幅隋代展子虔的真迹，他把家底都掏空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甚至把宅子分给了妹妹，自己才凑够钱买下这座承泽园。为了纪念这幅画，他甚至把园子改名叫“展春园”。这名字听着雅致，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雅致背后是多少金银和心血堆出来的。

路过菜市场附近的时候，那种喧嚣劲儿扑面而来。这地方跟大学里的安静简直是两个世界。卖萝卜的、卖白菜的、卖窝窝头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还有讨价还价的争吵声，甚至还有孩子因为饿了哭闹的声音。空气里混杂着泥土味、鱼腥味和烂菜叶子发酵的酸臭味。

那时候的北平，虽然名义上还没打仗，但人心已经散了。金圆券贬值比流水还快，老百姓手里的钱攥热了就得赶紧花出去，不然过一夜就变成废纸。张伯驹看见墙角蹲着好些衣衫褴褛的人，那是等着菜贩子收摊后捡烂菜叶回去充饥的穷苦人。

就在这一堆人里，张伯驹的脚步猛地顿住了。

他看见一个老人。那老人蹲在地上，背弯得像只煮熟的大虾，身上穿着一件早就看不出颜色的破长袍，上面的油泥厚得能刮下来一层。老人的一条腿明显是瘸的，身边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竹拐杖。他正颤颤巍巍地伸手去捡地上的一片烂菜叶，那动作小心翼翼的，像是在捡什么宝贝。

张伯驹本来想走，这种惨状在那年头见得太多了，多看一眼心里就多一分难受。可他鬼使神差地多看了一眼那老人的侧脸。

就这一眼，像一道雷劈在了张伯驹天灵盖上。

那眉眼，那鼻梁的弧度，还有那即使在污垢和皱纹掩盖下依然透出来的那股子曾经的傲气……这不是表哥袁克定吗？

那个曾经在北京城呼风唤雨、差点就当上皇太子的袁家大公子？那个留学德国、精通四国语言、出入总统府如入无人之境的表哥？

“大哥？！”张伯驹这一声喊出来，嗓子都有点破音了。

老人缓缓抬起头。那双眼睛浑浊得像蒙了一层灰，但在看清张伯驹的那一瞬间，眼里闪过一丝极度的惊慌，紧接着，那丝惊慌就熄灭了，变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平静。

他认出来了。眼前这个穿着体面长衫、虽然清瘦但气色尚好的读书人，是他的表弟张伯驹。

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周围菜市场的嘈杂声好像突然被抽离了，张伯驹耳朵里只剩下风刮过树梢的呼啸声。他看着表哥那双枯瘦如柴的手，看着那曾经握过德国皇帝亲笔信、签过无数军事命令的手，现在正沾满泥土，去捡那片烂菜叶。

张伯驹的鼻子猛地酸了，眼眶一下子就热了。他快步冲过去，一把扶住袁克定的胳膊。触手的感觉让他心里一凉——那是骨头包着皮的触感，没有一点肉，硬邦邦的，冰凉刺骨。

“快，去把车开过来！”张伯驹转头冲着后面的车夫喊，声音都在抖。

回去的路上，车厢里死一般的寂静。袁克定一直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破旧的布鞋，一句话也不说。张伯驹几次想开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能说什么呢？问表哥这些年过得好不好？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问表哥怎么落魄至此？这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

车子穿过北平的街道，路过故宫的角楼，路过北海的白塔。窗外的景色还是那么庄严，可车里的人却已经换了人间。

到了承泽园，张伯驹赶紧让人放热水，找了一套自己没穿过的干净内衣和棉袍给袁克定换上。又让厨房赶紧做一桌热饭，什么红烧肉、清蒸鱼、白米饭，只要家里有的，全端上来。

袁克定洗干净脸，换上干净衣服，坐在饭桌前。看着满桌子的鸡鸭鱼肉，他的眼眶红了，嘴唇哆嗦着。但他没有像饿死鬼投胎那样扑上去狼吞虎咽。他坐得笔直，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肉，慢慢地放进嘴里，细细地嚼，然后慢慢地咽下去。

每一口都吃得很克制，很慢，甚至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仪式感。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是袁家大公子的教养，哪怕落魄到捡菜叶，哪怕饿了三天，这身骨头里的傲气和规矩还在。

吃完饭，两人坐在客厅里喝茶。那是上好的龙井，热气腾腾地冒着香气。

张伯驹看着表哥，袁克定比他还大几岁，今年整七十了。七十古来稀，本该是含饴弄孙的年纪，可表哥却孤身一人，落到这步田地。

客厅里安静得可怕，只有茶水倒进杯子的“咕嘟”声。

沉默了许久，久到张伯驹以为表哥不会说话了，袁克定突然放下了茶杯。他转过头，看着窗外萧瑟的秋景，那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枯井。

他突然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掉在地上，但听在张伯驹耳朵里，却像是一声炸雷。

袁克定说：“表弟，你说，要是当年那匹马没惊，我没摔那一跤，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张伯驹端着茶杯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整个人愣住了。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这个问题太沉重了，沉重得像是一座山压在心头。

如果袁克定没摔瘸，就不会去德国，就不会迷恋君主立宪，就不会伪造报纸逼父亲称帝，袁世凯或许就不会在众叛亲离中暴毙，北洋军阀或许就不会分崩离析，中国或许……

但这世上哪有如果？

1

要把袁克定这辈子说清楚，得从河南项城的老袁家说起。

那是1878年的冬天，天特别冷，项城县的袁家大宅里却热闹非凡。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就是袁克定。

于氏是个苦命人，她是当地财主的女儿，长得不漂亮，也不识字，更不懂那些大户人家的繁文缛节。当年袁世凯科举落榜，一气之下回老家结了婚，对于氏一直不怎么待见。后来袁世凯发达了，娶了一房又一房的姨太太，个个年轻漂亮，还识字懂礼。

袁世凯一生一妻九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但在那个讲究“嫡长子继承制”的年代，儿子再多，只要有嫡子在，别人就别想僭越。袁克定作为唯一的嫡长子，他的地位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像铁打的一样稳固。

比他小12岁的二弟袁克文，是朝鲜姨太太金氏生的，那是个天才，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是真正的“民国四公子”之一。但在袁世凯眼里，袁克文再有才，也只能做个名士，不能接班。只有袁克定，这个流着正妻血液的儿子，才是他理想的继承人。

所以，袁世凯对袁克定的培养，那是下了血本的。

袁克定刚会走路，袁世凯就把他带在身边。不管是去朝鲜平乱，还是去小站练兵，甚至后来当山东巡抚、直隶总督，袁克定都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父亲。

这种“行万里路”的经历，让袁克定比一般的纨绔子弟早熟得多。他在朝鲜待了十几年，那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少年时代。袁世凯给他请了最好的中西老师，既教他读四书五经，也教他英法德日四国语言。

袁克定这孩子脑子确实好使，语言学得特别溜。到了十几岁，他跟外国人对话已经完全不用翻译了，那种自信和从容，是后来很多留洋学生都比不了的。

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那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转折点。袁克定站在旁边，看着父亲把一群游兵散勇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北洋新军，看着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后来的大军阀对父亲俯首帖耳。这些画面，像种子一样埋在他心里：权力，原来是可以这样通过军队来掌握的。

到了1912年，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克定的人生达到了巅峰。

那时候的他，三十出头，年富力强。他挂着开滦矿务总局督办的头衔，手里有钱；又当着外交部顾问，经常陪父亲会见外宾，充当翻译。在北京城，袁大公子的名字比现在的明星还响。他出入总统府，那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时候的袁克定，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笑。他觉得，这天下迟早是他的，父亲的位置迟早是他的。

可是，命运最喜欢在人最得意的时候开玩笑。

2

1913年，这一年是袁克定命运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隐秘转折点。

那天，袁克定在府里骑马。那是匹好马，性子烈，但他骑术不错。不知道是马失前蹄，还是被什么东西惊了，突然间人马直立，袁克定被重重地甩了出去。

这一跤摔得太惨了，左腿粉碎性骨折。

在那个医疗条件下，这条腿算是废了。请了中医接骨，又请了德国医生做手术，折腾了好几个月，命是保住了，但腿彻底瘸了。走路必须拄拐杖，一高一低，再也恢复不了当年的英姿。

对于一个心高气傲、正值壮年的男人来说，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的性格开始变得阴郁、孤僻。他总觉得别人看他的眼神里带着嘲笑，哪怕是下人恭敬地低头，他都觉得那是在笑话他的瘸腿。

袁世凯看着儿子这样，心疼得不行。为了给儿子治病，也为了让儿子散散心，1913年9月，他安排袁克定去德国。

这一去，彻底改变了袁克定的政治观念，也把袁家父子推向了深渊。

袁克定坐着轮船到了柏林，住进了最好的医院。虽然腿没治好，但他见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就是当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时候的德国，正是威廉二世当政，工业发达，军队强大，那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袁克定被这种“强权即真理”的氛围深深震撼了。

他拜见了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对这位中国大总统的长子非常客气，两人甚至成了朋友。威廉二世跟袁克定灌输了一套理论：中国太大，太乱，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像德国一样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才能统一，才能强大。

威廉二世还给了袁世凯一封亲笔信，鼓励他称帝。

袁克定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他本来就因为腿瘸而自卑，现在他觉得，只要父亲当了皇帝，自己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子，这瘸腿也就不算什么缺陷了，反而可能因为“身残志坚”或者某种天命而被神话。

他带着这套“德国经验”和德皇的亲笔信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的袁克定，像变了一个人。他开始疯狂地推崇帝制。

他给自己和弟弟们定做了德国亲王式的将军服，金线绣花，肩章耀眼。穿上这身衣服，他似乎觉得自己的腿也不那么瘸了，腰杆也挺直了。

他开始在北洋军内部抓权。1914年，他协助父亲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把军权收归中央。接着又成立“模范团”，这支军队不归陆军部管，直接听袁世凯的，实际上就是袁克定在抓枪杆子。

那时候，袁克定在北京城的权势熏天。连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他都不放在眼里。有一次，袁世凯想让这三位老部下见见袁克定，结果袁克定传话出去，要这三位行跪拜礼。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是什么人？那是跟袁世凯平起平坐甚至拜过把子的兄弟。一听要给一个晚辈下跪，三人当场就炸了，扭头就走，连袁世凯的面子都不给。

袁世凯听说后，在书房里长叹一声：“我这是造了什么孽，生了这么个坑爹的儿子。”

但袁世凯自己，其实心里也动了当皇帝的念头。权力的诱惑太大了，尤其是当周围所有人都在鼓吹“共和不适合中国”的时候。

父子俩，一个想当开国之君，一个想当开国太子，就这么一拍即合，把中国这辆车，硬生生往悬崖边上开。

3

1915年，是袁克定这辈子最疯狂，也是最后辉煌的一年。

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列强们打成一团，没空管东方的事。日本虽然提出了“二十一条”，但也只是想捞好处，并没有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克定觉得时机成熟了。

为了让父亲下定决心，袁克定做了一件极其恶劣、甚至可以说是“欺父误国”的事——他伪造了《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报纸，也是当时袁世凯了解国际局势和日本态度的重要窗口。袁世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这份报纸。

袁克定找了一帮文人，每天仿照《顺天时报》的版式、字体，甚至纸张，印一份假报纸。真报纸上如果有关于反对帝制的文章，假报纸上就换成拥护的；真报纸上如果有批评袁世凯的，假报纸上就换成歌功颂德的。

然后，他把这份假报纸专门呈送给袁世凯，还派人把真报纸都收起来，不让袁世凯看到。

袁世凯每天看着假报纸，心里那个美啊。他看到上面说“日本舆论支持袁大总统称帝”，看到“百姓渴望真龙天子”，看到“共和乃乱世之源”。他信以为真，觉得自己当皇帝那是顺应天意，民心所向。

除了假报纸，袁克定还花钱雇人搞“请愿”。

北京城出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请愿团。有乞丐请愿团，一群叫花子举着牌子喊“袁大总统万岁”；有妓女请愿团，一群穿红戴绿的风尘女子跑到总统府门口要求改国体；还有什么人力车夫请愿团、商人请愿团、甚至还有所谓的“孔孟学会”请愿团。

这些都是袁克定在背后出钱策划的。他要营造一种“举国一致”的假象，把袁世凯架在火上烤。

到了1915年12月，袁世凯终于“顺从民意”，宣布接受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

袁克定的“皇太子梦”终于要成真了。

他开始以皇太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学习宫廷礼仪，制定登基大典的流程，甚至开始考虑册封后妃的名单。他走路的时候，哪怕腿瘸，也要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势。

可是，他低估了人心，也低估了历史的潮流。

就在他做着皇帝梦的时候，1915年12月25日，云南蔡锷一声炮响，护国战争爆发了。

“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句口号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全国。贵州、广西、广东纷纷独立。紧接着，北洋系内部也反了。段祺瑞、冯国璋这些老部下，本来就对袁克定不满，现在更是公开反对帝制。

最要命的是，日本人和英国人也翻了脸，发出了警告。

袁世凯这才发现，自己被儿子骗了。当他看到真的《顺天时报》，看到上面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时，气得差点吐血。他指着袁克定的鼻子骂：“你欺父误国！你欺父误国啊！”

但这又能怪谁呢？如果不是他自己利欲熏心，又怎么会被几张假报纸蒙蔽？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梦后，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

这场闹剧，就像一场荒诞的戏剧，开场锣鼓喧天，散场一地鸡毛。

袁世凯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有严重的尿毒症。这一气一急，病情急剧恶化。

6月6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病逝，死的时候才57岁。

临终前，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嘴里只是反复念叨着三个字：“他误我……他误我……”

这个“他”是谁？史学家争论了一百年。有人说是杨度，有人说是段祺瑞，但更多人认为，袁世凯指的就是袁克定。

袁克定跪在床前，听着父亲最后的遗言，那种恐惧和绝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父亲死了，靠山倒了，他的皇帝梦碎了，连带着袁家的荣华富贵，也一起埋进了坟墓。

4

袁世凯死后，袁克定的人生，就是一部标准的“败家子”实录，也是一部从云端跌落泥潭的血泪史。

分家的时候，袁家内部闹得不可开交。袁世凯虽然留了巨额遗产，但大部分都在国外银行或者是不动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这就犯了大忌。

弟弟妹妹们，尤其是那些庶出的弟弟，都红着眼盯着他。大家都在传，说袁克定私藏了汇丰银行的几百万存款。

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扎在袁克定身上。他其实没私吞多少，但他百口莫辩。为了平息众怒，他只能尽量多分给弟弟们一些，自己留了一份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变现很难的家产。

分完家，袁克定带着家眷搬到了天津德租界。

那时候的天津租界，是前清遗老、下野军阀的避风港。袁克定在那里买了一栋小洋楼，继续过着少爷的日子。

但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会赚钱，二是染上了鸦片。

他从小锦衣玉食，根本不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在他眼里，钱就是拿来花的。再加上他腿瘸了，心理扭曲，需要鸦片来麻醉自己。

这鸦片一旦沾上，就是个无底洞。

家里的古董字画，开始一件一件地往外拿。今天卖个宋版书，明天卖个唐伯虎的画。房产地契，也一张张地变成了烟土和赌资。

他还特别讲究排场。虽然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但出门还要坐豪车，还要带几个仆人。吃饭必须是山珍海味，衣服必须是绸缎皮毛。

到了1920年代末，袁克定的家产已经被挥霍了一大半。

1928年，他连开滦矿务总局督办这个挂名的差使也丢了。这下彻底断了收入来源。

1935年，他在天津混不下去了，搬回北平，住进了宝钞胡同的一个小院子。这时候，他已经开始靠卖旧家具度日了。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袁克定的日子更难过了。

日本人知道他的身份，想利用他。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几次三番找上门，想请袁克定出山，担任华北伪政权的要职。

对于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天上掉馅饼。只要点个头，就有钱，有权，有鸦片抽。

但袁克定拒绝了。

在这个问题上，他表现出了最后的骨气。他对来人说：“我虽然不肖，但也知道什么叫民族大义。我父亲一辈子的名声已经毁了，我不能再给袁家祖宗抹黑。”

他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称病谢客，不见任何日本人。

这一举动，让当时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连张伯驹看到报纸后，都忍不住赞叹了一句：“这老兄，关键时刻还有点硬气。”

但这骨气不能当饭吃。

拒绝了日本人，就意味着断了最后的财源。袁克定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跟随他多年的老仆人，为了给他省口吃的，每天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回来蒸窝窝头。

袁克定吃窝窝头的时候，依然保持着贵族的礼仪。他铺好餐巾，拿起刀叉，把黑乎乎的窝窝头切成薄片，一片一片地蘸着咸菜吃。

他的手在抖，但动作依然优雅。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哪怕是在吃猪狗食，他也要吃出法式大餐的感觉。

到了1940年代，连老仆人也去世了。只剩下二夫人马彩云陪着他。两个老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连煤球都买不起。

1948年的冬天特别冷。袁克定已经70岁了，腿脚更不灵便，连去菜市场捡菜叶都成了奢望。有时候马彩云去捡，有时候他自己拄着拐杖去。

就在那个深秋的午后，他像往常一样，蹲在菜市场的角落里，伸出枯瘦的手，去捡一片被人扔掉的烂白菜叶。

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

是想起了当年在柏林见到的威廉二世？还是想起了父亲登基那天的“洪宪”年号？或者是想起了小时候在朝鲜王宫里奔跑的那个健康、自信的少年？

也许，他什么都没想。他只是饿，只是冷，只是想活下去。

而这一幕，恰恰被路过的张伯驹看见了。

承泽园的客厅里，那杯茶已经凉透了。

袁克定说完那句关于“如果没摔那一跤”的话，就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的树叶已经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直刺向灰暗的天空。

张伯驹看着表哥的侧脸，那脸上沟壑纵横，写满了沧桑。他想起小时候，表哥带着他在北京城玩，那时候表哥多威风啊，骑在高头大马上，手里挥着鞭子，像个大将军。

现在，那个大将军变成了一个捡菜叶的老头。

张伯驹想安慰他，想说“表哥你别想太多，现在这样也挺好”，或者想说“历史没有如果”。但他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对于袁克定来说，这辈子最大的痛苦不是贫穷，不是饥饿，而是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和那个永远无法原谅的自己。

如果不是他极力鼓吹帝制，父亲或许不会死得那么早，袁家或许不会败得那么快，他自己或许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袁大公子。

但他亲手毁了这一切。

客厅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是敲在人心上。

袁克定慢慢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茶，润了润干涩的喉咙。他放下杯子，手指轻轻摩挲着杯沿，那是一双曾经签过无数文件、现在却连端杯子都有些颤抖的手。

他没有看张伯驹，只是低声说了一句：“表弟，其实这样也好。清静了。不用再防着谁害我，不用再想着怎么往上爬了。”

张伯驹心里一酸。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自我安慰啊。曾经那个野心勃勃、想要掌控天下的人，现在只能在“清静”这两个字里寻找安慰。

窗外，一阵秋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几片枯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呜咽。

北平的冬天，真的来了。

这座古老的城市，见证了太多的兴衰荣辱。它看着袁克定起高楼，看着他宴宾客，看着他楼塌了。现在，它又看着这个落魄的皇族后裔，在一个普通的深秋午后，捡着别人不要的菜叶。

而在几百公里外的战场上，炮火连天，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血与火中诞生。袁克定的旧时代，连同他的“皇太子梦”，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连一点灰烬都没剩下。

张伯驹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那萧瑟的庭院。他想起自己为了那幅《游春图》倾家荡产，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痴。但他觉得，跟表哥比起来，自己是幸福的。至少，他守住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哪怕是用一生的清贫去守。

而表哥守住的，只有一个破碎的梦，和一身永远洗不掉的旧时代的尘埃。

袁克定在承泽园住了下来。张伯驹没有赶他走，也没有刻意同情他。两人就这样平淡地过着日子，偶尔一起喝喝茶，聊聊过去的旧事。

只是袁克定再也没有提过“如果”那两个字。

直到很多年后，张伯驹回忆起那个下午，依然记得表哥眼里的那种空洞。那是一种看透了世事沧桑后的死寂，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再也泛不起涟漪。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的遗憾而停下哪怕一秒。袁克定的故事，就像北平深秋的一片落叶，飘落的时候无声无息，化成泥土后，也就没人再记得它曾经在枝头上是什么颜色了。

你说，当一个人站在权力的巅峰俯瞰众生时，能不能看见自己几十年后蹲在墙角捡菜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