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再婚后，与儿女关系恶化，晚年感慨：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1976年9月上旬，北京初秋的风带着凉意。乔冠华坐在木色书桌前，手边摊着那首写了无数遍的《江城子》。墨迹未干，他忽然停笔，抬头看着窗外的梧桐叶，一声长叹。就在同月西宫传来噩耗的那个清晨，他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将进入低谷，这一刻的孤独，比多年前失去龚澎时更实在。

往前追溯三十四年，1942年冬，太行山里仍飘着残雪。龚澎收到丈夫刘文华牺牲的消息，整个人像被抽空，连站都站不稳。刘文华在敌后奔波，因急腹症无药可救，只留下一张字条。纸薄，却压得人喘不过气。彼时担任新华社记者的乔冠华奉命在晋冀鲁豫根据地采访，每天探望重病的龚澎，递水、喂药、送花，细致到连枕巾都亲手晾晒。他说过一句话：“等你好了，再去看太行的春天。”这句朴实的关心，比雄辩的社论更能击中人心。

1943年秋，两人在延河岸边的小礼堂补办婚礼。没有华服，只有几位同事的祝福和一支简短的口琴曲。毛泽东闻讯，风趣地写下“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一线牵”。那一年乔冠华32岁，龚澎28岁，意气风发。新婚不久，他们常在窑洞里通宵翻译外电，累了就靠在一起睡一会儿。外人眼里，他们是“学识相当、脾气相投”的模范夫妻。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龚澎并肩作战。现场翻译紧张，他抬头寻找妻子目光，只见对方扬起浅笑，像灯塔，让人心安。回国后，儿子乔宗淮、女儿乔莺初次见到父母捧回的棕榈叶纪念章，兴奋地在院子里“嚷嚷要当外交官”。那几年，家里常备世界地图，孩子们围着父亲听他讲联合国辩论的趣事，笑声穿过走廊。

然而幸福没有停驻太久。1970年1月，龚澎在家中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医师说“情况凶险”，乔冠华只回了一句：“全力救治。”可病情反复，比任何文件都冷酷。半年后，57岁的龚澎停止了心跳。追悼会那天，乔冠华没说一个字，衣袖却被泪水打湿。此后，他常在夜半推开书房门，独饮一盏黄酒，再慢慢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八个字，次日又自己撕碎。这段低潮持续了整整三年。

1973年春，章含之来到外交部翻译室。她经历婚姻失败，心情郁结。一次宴会上，乔冠华与她谈到中美破冰时的细节，两人不约而同大笑，外人看来投契异常。年龄差距十四岁、职位级别落差也不小，这段感情刚萌芽就被身边朋友“当面劝阻”。可两颗落寞的心终究靠近。1974年6月，两人登记成婚。

新的婚姻带来新的震荡。十四岁的乔宗淮甩下一句“我住学校”，行李拎得干脆；十二岁的乔莺则搬去外婆家。乔冠华没追，只嘱人暗中照看。客厅里多了一盆常春藤，却少了孩子们的声响。那段时间，他对朋友苦笑：“外交舞台上能讲道理，家里却讲不过一声叹。”外界评价复杂，有人为他惋惜，有人指责他“感情短线操作”，可当事人选择沉默。

1976年后，他的工作风云突变，阁楼里的电话铃渐渐安静。独坐时，他忽然想起孩子还未学会骑车就进了少年宫，想起女儿小时候爱吃的玫瑰饼。那股思念，随着仕途的停滞，一日日涨满。1979年年初，乔宗淮以北外高材生身份回到家门口，没有一句寒暄，只默默把行李放进旧书柜；几周后，女儿也回来，给父亲做了一顿醋溜土豆丝。饭桌上，三个人低头扒饭，筷子碰到碗沿的声响反倒成了最暖的背景音。

默契于是达成：不提过去，也不提母亲。可天有意拆穿约定。1980年深秋，外交部老同事聚会，女儿陪父亲出席。席间有人说起1963年周总理出访东南亚。乔冠华放下筷子，缓缓讲：“那次在巴基斯坦的纺织厂，你们母亲笑得像一束光，我到今天都记得。”说完，他握着酒杯的手微微发抖。女儿小声问：“您真的没忘？”他只回一句：“怎么会忘，一天也没有。”短短十字，却比千言万语更重。

后来，有人偶尔见到乔冠华拎着菜篮子，和儿子在菜市口挑最便宜的鲫鱼；也有人在玉渊潭的柳树边，看到他陪女儿练摄影。朋友取笑他“沦为糊口老头”，他摆摆手：“他们在，什么都值。”此话不含外交辞令，字字直白。

乔冠华辞世前，对身边同志交代过一件小事：把自己和龚澎的合影留给子女。语气平淡，却透出深意。从太行山到联合国会场，从鲜花簇拥到人走茶凉，他见惯掌声，也领受冷眼，历经情感的跌宕才悟出一点：风云变幻终随烟云，血脉却一息相连。

在病榻旁，儿女静静守着。他微微侧头，对他们说：“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这句话没有堂皇的大道理，却最能道尽人间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