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怒批高考：把学生当敌人，公开袭击，把学生考焦了

1964年3月10日深夜，北京城春寒料峭。灯光昏黄的宿舍里，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写下致中央的长信，一口气点了三桩“罪状”——课业过重、教学死板、考试如同“突然袭击”。这封信两天后送抵中南海，直接送到毛泽东案头，为两年后的巨变悄悄埋下引信。

毛泽东读罢，提笔圈点，“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一句批语迅速传开。紧接着，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北京市委等部门收到指示，要求立刻调研中学负担。京城教育系统一时风声鹤唳，各校忙着删课、减作业，可学生依旧清晨摸黑进校、深夜挑灯苦读，原因无它——高考仍是那扇唯一的窄门。

追溯高考来历，1952年，新中国参照苏联模式确立统一招生考试。从鞍钢到西南铝厂，从科研所到部队指挥部，人才断层严重，亟须通过集中考试把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送进高校再分配到各条战线。因此，分数成了唯一尺子，无可厚非。但十二年下来，一把尺子量出新的矛盾：城乡差别、升学竞赛、师生疲惫。北京坊间甚至流传这样一句打趣话：“高考一过，病号成堆，补习班排到街角。”

1965年冬天，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到“学生太苦，原非治学之道”，又批评“教育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不是考场养鸡场”。会后，“减负”三个字被反复强调，可依旧撼不动分数至上的根基。对此，一位老教师感慨：“减一节课，家长就急；少一道题，学生更急。”

转折点出现在1966年春。4月6日，京西宾馆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原本计划讨论录取名额，却被来自基层的意见搅得风生水起。“高考是资产阶级筛子，堵住了穷孩子的前途！”不少代表拍案而起。有人建议干脆取消考试，让工农兵直接上大学。这番激烈的言辞，很快引起更高层注意。

6月6日，北京一○一中的女学生们集体署名上书中央，直斥高考“助长个人主义”，要求“砸烂旧制度”。信上呈不到一周，毛泽东在批注里再次用上“把学生考焦了”这句白描式评语。他后来在接见红卫兵时说：“高考定时出题，等于放暗箭，逼孩子背死书，这种法子不行！”言犹在耳，7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令“取消统一入学考试”。

文件下达那天，北大、清华的布告栏被围得水泄不通，“凭政治表现、群众推荐”八个大字引来掌声与争议。老师们窃窃私语：谁来界定“表现”？学生则奔走相告：“不考了！解放了！”可兴奋不过数周，全国高校便相继停课，运动的浪潮把课堂冲得空荡。1966至1969三届高中毕业生共一千零七十九万人，没有卷子可答，只能背起行囊下乡。黑土地、南泥湾、滩涂盐碱，都是他们的新课堂。

1970年春，部分高校在“工农兵学员”名义下重新招生。招录办法十分简单：群众推举，革委会盖章，学校复审。很多年轻人排队报名，文化水平却参差不齐。一位刚进校的学员算乘法磕磕绊绊，数学教授无奈地对身旁同事低声道：“这课得从九九表讲起。”事实教育人们，没有基础，理想难落地。

教育质量下滑的直接后果很快显现。科研单位招不到合格助手，军工厂出现操作事故，地方干部培训班抱怨“写材料还得先教标点”。1975年，国务院科教组在全国范围摸底，结论一句话：现行招生办法“破有余，立不足”。

1977年7月，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日子里，恢复高考提上议事日程。老人家言简意赅：“国家要现代化，靠闭着门推荐可不行，还是考试公平。”8月4日，教育部发电：同年冬季举行统一招生考试。消息传到各地，如旱地落雨。复员军人、知青、工人、老三届学生一夜之间找来旧课本，磕补习班，白天上班、夜里挑灯，一支笔一盏灯再度成为改变命运的工具。

1977年12月，高考号角吹响，全国五百七十万名考生涌进考场。有人三十而立才第一次坐进教室，有人带着锄头从地里赶考。监考老师听见一名退伍兵在门口深呼吸，对同伴说：“这回，是凭真本事。”十四个字，写尽上一代人被耽误的焦灼和重燃的希望。

回头再看1966年的“刀切式”废考，既有对分数至上顽症的反叛，也有政治逻辑高于教育规律的烙印；1977年恢复，则表明制度终要回到理性轨道。两次剧变之间，知识与命运的纽带时断时续，映出国家在探索中付出的代价。可贵之处在于，历史虽会走弯路，却终究在自我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