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王洪文升任正国级后，他的农民弟弟想进城务工，王：不行

1974年初冬的一个傍晚，钓鱼台的灯光仍亮得刺眼。刚满三十九岁的王洪文伏在桌前翻文件，秘书廖祖康递来一封家书，这封信成为后来许多人议论的引爆点。家里口气客气又小心：弟弟王洪武想调去上海纺织系统，求王洪文点头。信纸薄，却让屋里气压骤降。

追溯到1935年12月，王洪文出生在吉林扶余县的一个贫瘠屯子。父亲王国胜指望孩子们“像关云长那样扬名”，因此五个儿女名字都带“洪”。然而日本侵占东北，整个村子饿得直响，他七岁就去姨家放猪，常被表兄妹奚落“放猪的也配看书”。这股被嘲笑后的倔劲，后来在朝鲜前线爆发——1950年10月他顶着枪林弹雨奔跑传令，被团里称作“不要命的小通信兵”。

1956年复员回乡，却得知父亲已病逝三年，他跪在坟前嚎啕，那一晚决定不再种地。随后被分到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员，白天巡线，夜里啃技术手册，混着机油的指尖把《机械制图》翻得卷边。1964年升任保卫科干事，迈进干部序列，也结识了善写标语的厂医崔根娣，成婚后育有一女二子。

1966年风向突变，厂里要派“工人代表”外出串联，王洪文敢说敢冲，被推上台。1969年春，中共九大召开，他手握麦克风，理着寸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疾呼“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那场发言让许多人首次记住了这个东北口音的青年。

1972年9月，“九一三”余波未平，毛泽东把王洪文调进中南海学习。文件堆如山，他却常闷头琢磨怎么把会议精神化成口号。毛泽东几番谈话，提醒他“多读读《刘盆子传》”。王洪文表面恭敬，内里却滋生一种自信：自己出身工农，天生就代表底层。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闭幕，年仅三十八岁的王洪文进入政治局常委，正式跻身正国级行列。荣光来得太快，他还没坐稳椅子，就收到各路“攀亲戚”的信件。最直接的请求来自家乡：弟弟想进城务工，理由不过是“家里地少，想换条路”。

电话通上那天夜里，廖祖康听见屋内短促争执。“哥，给句痛快话，我去厂里拧螺丝，不丢你脸。”王洪文咬字缓慢：“不行，守着地，别惦记上海。”十几个字，硬生生把亲情切断。事后他亲自打给地方劳动局，撤回调令，并嘱咐村里“缺钱报账，但人一个也不许动”。

有意思的是，王洪文对家人严苛，对自己却毫不含糊。他爱喝酒，餐桌必须见海参鲍鱼；钓鱼要用茅台拌麻油做饵；打猎更夸张，要求工厂仿制美制聚光灯，耗掉上万元经费。北京的工作人员私下摇头，却无人敢多言。

1974年夏，华国锋在毛泽东面前频繁露面，王洪文隐约感到座位不稳。他跑去长沙“汇报”，借机指责邓小平“走回头路”，结果被毛泽东当面批评：“别搞什么‘四人帮’。”一纸书面检讨，让他难堪到极点。之后中央工作多落在周恩来、邓小平身上，王洪文则常被边缘化，忙着开会却插不上话。

1976年10月6日深夜，人民大会堂西侧灯火通明。行动小组出示决定，王洪文本能地挣扎，扑向叶剑英，被警卫按倒戴上手铐。这一幕，亲历者后来描述“像被突然掐断的电流”。随后关押秦城，直至1985年查出严重肝病，才被送入医院。1992年8月3日，他病亡于北京，享年五十六岁。

出殡那天，北京天空阴沉。弟弟王洪武跟随灵车，仍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一路沉默。他这辈子依旧是种菜的，从没离开过吉林那片黑土地。有人感叹王洪文昔日权势，却忘了他当年一句“不能到淞沪来”彻底断了家人走出乡村的可能。至此，兄弟俩命运的岔路口，再也合不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