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小学学费只要8毛钱？别被骗了，那时候买辆自行车，能要了全家半条命

01

“这学费只要八毛钱，孩子就能读一个学期！”

1965年的报名现场，一位父亲把手伸进贴身的内衣口袋，摸索了半天，掏出一把零碎的毛票，小心翼翼地数给老师看。

周围的人看着那一堆票子，眼神里透着的不是羡慕，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沉重，这八毛钱，可能是这家人好几个月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这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看着便宜，实际上能把人逼疯。

咱们要是光看那时候的价目表，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觉得那时候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你看，去农村吃个大席，随礼只要五毛钱。

五毛钱是什么概念？

你往账房先生那儿一站，拍出五毛钱，那你就拥有了坐在正席上大快朵颐的资格，有鱼有肉，主家还得过来给你敬酒，觉得你这人仗义、大方。

要是谁能随个一块钱，那绝对是这条街上最显赫的人物，走路都带风，周围人看你的眼神都带着光。

有个叫李振恃的乒乓球冠军，大家可能听说过。

他小时候为了攒够这一块钱，那是真豁出去了。

整整一个星期，他把早饭钱、午饭钱全都省下来，饿得眼冒金星也不敢花一分，最后才凑齐了这一张纸币。

拿着这一块钱去郑州的国营商店，那感觉就像是把整个世界都攥在了手里。

那时候精制的粉条，两毛六一斤；实打实的大白馒头，两毛钱一斤。

至于那青菜，根本不用按元算，都是几分钱一堆，随便挑。

咱们要是穿越回去，兜里揣着十块钱的“大团结”，站在那大街上，那感觉比在二十一世纪开着法拉利还要膨胀。

小孩子要是能从大人手里讨来一毛钱，那简直就是过年了。

跑到供销社的柜台前，把那一毛钱往玻璃上一拍，售货员得给你拿七八根冰棍，还得找你几分钱零头。

那一刻的满足感，是咱们这代人拿着几百块钱吃哈根达斯都体会不到的。

但是，这账本不能只看一面。

看似满大街的便宜货，兜里没子儿，那都是画饼充饥，看着热闹，肚子受罪。

这种低物价的背后，藏着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无奈和紧巴。

咱们看着一分钱两分钱的东西，在那个年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每天睁开眼就得面对的大山。

因为那时候的钱，它是真值钱，但也真难挣。

02

既然东西这么便宜，那大家的日子应该过得很滋润才对吧？

事实恰恰相反，那时候的日子，是算计着每一粒米过出来的。

咱们得看看那时候大家兜里到底有多少进项。

一个刚进工厂的学徒工，每天累死累活，在车间里从早干到晚，一个月到了头，拿到手的工资也就18块钱。

这18块钱是什么概念？

咱们按刚才的物价算，两毛钱一个馒头，这一个月工资全买馒头，也就够一家人勉强饿不死。

如果是那种有点技术的老工人，熬了十几年资历，工资能涨到四五十块钱，那在当时就算是一等一的高收入群体了，走在厂区里那腰杆都是挺得直直的。

可即使是这样的“高薪”，养活一家老小也是紧巴巴的。

那时候没有咱们眼下这么多花里胡哨的消费，钱基本都花在吃穿上，可就这吃穿两项，就能把一个壮汉的脊梁骨给压弯了。

更要命的是，那时候的钱，它是有脾气的。

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有钱没票，你就是拿着金山银山，也换不来一个馊馒头。

这就是那个年代最特殊的印记——粮票。

这玩意儿在当时，地位比人民币还高，那是真正的“命根子”。

城里的职工，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定量。

一般人一个月28斤粮食，干重体力活的，像搬运工、炼钢工，国家照顾你，给你定个40斤。

这数额是死的，吃完了就是吃完了，哪怕你兜里还有钱，粮店的大门也不会为你开。

那时候有个老教师，因为疏忽，把全家四口人一个月的40斤粮票给弄丢了。

当他发现粮票不见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是被抽走了魂魄，瘫坐在地上，半天没缓过劲来。

这不仅仅是几张纸片的问题，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一个月，全家人都要断顿，是要眼睁睁看着老婆孩子挨饿的。

那种绝望，逼得这位老教师差点就要去跳河自我了断。

因为在他看来，没了这粮票，自己就是全家的罪人，根本没脸再活下去。

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酷逻辑：府库都藏满了，老百姓还挨饿，钱在库里，人在土里。

资源的极度匮乏，让每一分钱、每一两粮票都被赋予了沉重的生存意义。

铁路是国家的命脉，这粮食就是老百姓的生命线，谁也不敢在这上面开玩笑。

那个年代，广州的定量稍微高一点，也不过是一斤半斤的差别。

烧火做饭用的煤球、柴火，那也都是定量的，到了月底，家家户户都得精打细算，生怕最后几天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这种日子过久了，人就会生出一种本能的恐慌感，对物资的占有欲极强，因为谁也不知道下顿饭还有没有着落。

03

吃饱饭都这么费劲，那要是想添置点家当，简直就是一场全家总动员的战役。

那时候有所谓的“三转一响”，也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这几样东西，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里，地位绝对不亚于咱们这会儿买辆宝马奔驰，或者在市中心买套学区房。

咱们就拿自行车来说吧。

一辆“永久”或者“凤凰”牌的二八大杠，那可是那是那个时代的“陆地巡洋舰”。

当时的标价，一辆车最少也要120块钱，有的紧俏型号能卖到150块甚至更高。

咱们回头算算那笔账，一个学徒工一个月才挣18块钱。

他不吃不喝，一分钱不花，得攒整整大半年，甚至一年，才能凑够买一辆自行车的钱。

这还得是家里没有别的大开销，没人通过生病，没人需要随礼的情况。

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摸过自行车的把手。

这就好比让当下的年轻人，用三年的工资去买一个代步工具，还得是全款，不能按揭。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还得有“自行车票”。

这票比钱还难搞，通常只有单位里的先进工作者，或者是立了大功的人，才有机会分到一张。

要是谁家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那绝对是轰动全村的大事。

新车推回来的那天，得给车把上系上红绸子，全村的老少爷们都会围过来看稀罕，上手摸摸那锃亮的钢圈，按按那清脆的车铃铛，眼神里全是羡慕嫉妒恨。

除了自行车，缝纫机也是个让人望而却步的“大件”。

一台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售价也是150块往上。

在那个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家里要是有一台缝纫机，那女主人的腰杆都能挺得比别人直。

可是这价格，让多少家庭望而却步。

李振恃的母亲，当年为了支持两个儿子打球，咬着牙给他们一人买了一双球鞋。

那两双鞋花了十几块钱，这在当时几乎掏空了家里的积蓄，是母亲省吃俭用好几个月才攒下来的。

李振恃穿这双鞋的时候，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生怕磨坏了鞋底。

多年以后，那双鞋早就不能穿了，他还像宝贝一样收着。

因为他心里清楚，那不仅仅是一双鞋，那是母亲把全家的口粮钱都垫进去了。

那时候的物价，看似数字很小，但每一个数字后面，都压着沉甸甸的生活重量。

杨坚存钱防乱世，儿子花钱造乱世，攒的没花的快。

咱们老百姓那时候就是这样，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钱，可能也就够买个大件的零头。

04

为什么那时候的工业品会贵得这么离谱？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国家底子薄。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把大部分的财力物力都投到了重工业建设上。

为了造出咱们自己的拖拉机、汽车、飞机，为了不再受别人的欺负，国家只能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这就是所谓的“工农业剪刀差”，通过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抬高工业品的价格，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

老百姓虽然日子过得苦，但心里头大多是亮堂的。

大家都觉得，这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是为了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的柴油，两毛五一斤，主要供给城里的工厂和运输队。

农村里很少能见到机械化的东西，大部分还是靠人扛牛拉。

这种巨大的城乡差距，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城里人虽然有定量供应，日子紧巴，但好歹还有个保障。

农村人就更难了，看天吃饭，交完公粮，剩下的才是个人的。

要是遇上个灾荒年景，那真的是连树皮草根都要抢着吃。

很多人在菜地里捡着茄子和辣椒的嫩叶生吃，不是因为喜欢吃，是因为肚子里实在没油水，馋得慌。

这种生活状态，造就了那一代人特有的性格：坚韧、隐忍，又极度惜物。

哪怕是一根线、一块布头，都要攒起来，指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

那时候的小学学费只要八毛钱，这倒是真的。

教育是福利性质的，国家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一点倒是做得挺地道。

虽然学校简陋，桌椅板凳都破破烂烂的，但孩子们的读书声却是最响亮的。

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要想改变命运，要想不再过这种这顿吃完愁下顿的日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这种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期盼，支撑着那个时代的人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如今回头看，那个年代的物价，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国家从一穷二白到慢慢站起来的艰难历程。

每一分钱的购买力变化，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缩影。

那时候的一块钱，承载的不仅仅是商品的价值，更是那个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

05

王大爷把那辆骑了三十年的“二八大杠”推到了废品收购站，老板瞥了一眼，伸出三个指头：“三十块，不能再多了。”

王大爷愣了一下，手在车座上摩挲了好几遍，那上面还有当年他用红绸子包过的痕迹。

这辆车，当年可是花了全家两年的积蓄，还得托了当车间主任的舅舅才搞到的票。

买回来的那天，他恨不得抱着车睡觉，每天出门前都要擦得锃亮，谁要是敢碰掉一块漆，他能跟人拼命。

“卖了吧。”王大爷叹了口气，接过那两张轻飘飘的纸币，头也不回地走了。

路边上，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堆成了小山，年轻人们扫个码骑上就走，随手往路边一扔，连看都不多看一眼。

王大爷看着这一幕，嘴里嘟囔了一句：“那时候是想买买不起，这会儿是给用都不想骑，这世道，真是让人看不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