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文到诺贝尔奖：一场跨越万年的追“疟”之战

疟疾是由疟原虫感染引起的寄生虫性疾病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画卷中，有一种敌人从未缺席——它不穿铠甲，不执刀剑，却比任何军队都更致命。它就是疟疾。

早在50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还在非洲草原上追逐猎物时，疟原虫便已悄然潜入他们的血液。2万年前，现代智人身上就出现了对抗疟疾的抗体。可以说，人类文明从萌芽之初，就与疟疾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古罗马人称它为“沼泽热”，因为每逢夏秋，低洼湿地便成了死亡温床。考古学家甚至在一座古罗马婴儿墓中发现了疟原虫的基因痕迹，有人因此推测：正是疟疾削弱了帝国的筋骨，加速了它的衰亡。而在东方，殷商甲骨文中已有“疟”字，这个专为疾病而造的字，意为“寒热交替发作”，精准得令人悚然。

有趣的是，甲骨文的发现竟也与疟疾有关。1899年，清朝官员王懿荣因患疟疾购药，偶然在中药“龙骨”上看到奇异刻痕，由此揭开了甲骨文的神秘面纱——一场疾病的偶然，竟撬动了三千年的历史尘封。

疟疾不仅改写文字史，更重塑国家命运。1698年，苏格兰倾全国之力推行“达连计划”，试图在巴拿马建立殖民地。然而热带雨林中的蚊子无声出击，大批殖民者染疟倒下，计划惨败，国库空虚。英格兰趁机施压，苏格兰议会含泪签署合并法案，一个独立国家就此消失。疟疾，成了不列颠统一的“幕后推手”。

人类与疟疾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战场上，疟疾更是隐形的将军。《后汉书》记载南征将士“病死者什二三”；清缅战争中，清军3000伤亡里有1500死于疟疾。二战太平洋战场，美军士兵平均每人感染四次疟疾；日军则因缺药，病死人数远超战损。日本人曾狂言：“只要我们有奎宁，美军不战自溃。”——殊不知，人类早已开始寻找新的武器。

在药物史上，疟疾催生了无数传奇。秘鲁印第安人早知金鸡纳树皮可退热，传说一位病人饮下苦水后奇迹康复，只因池边金鸡纳枝浸入水中。17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将此“神药”带回欧洲。康熙皇帝1693年染疟，太医束手，幸得法国传教士献上金鸡纳霜，一剂而愈。多年后，曹雪芹祖父曹寅也患疟求药，康熙急令快马送药，还亲笔批示用药方法，字字“万嘱！万嘱！”——可惜药未至，人已逝。曹家自此失宠，少年曹雪芹流落北京，在困顿中写下《红楼梦》。若无疟疾，或许世间便无此巨著。

名人亦难逃其手。亚历山大大帝33岁暴卒于巴比伦，高烧十日而亡，极可能死于疟疾；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攻陷罗马后，正欲进军非洲，却猝死途中，凶手同样是疟疾。诗人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将恐惧比作疟疾，自己却在完成巨著后不久感染身亡。拜伦为支援希腊独立赴前线，仅月余即发病，医生误诊为“关节炎”，放血四日后英年早逝——实为典型疟疾症状。

真正揭开疟疾面纱的，是一群执着的科学家。19世纪，人们仍迷信“瘴气致病”。直到1880年，法国军医拉韦朗在阿尔及利亚疟疾患者血中发现蠕动的原虫——疟原虫首次现形。但他被主流学界嘲笑，因当时“一切病皆由细菌引起”是金科玉律。

真正的突破来自“蚊子曼森”与罗斯。曼森因坚持“蚊子传疟”被讥为疯子，甚至被称“病理学凡尔纳”。他鼓励年轻医生罗斯赴印度研究。1897年8月20日，罗斯在按蚊胃壁中找到疟原虫，终于证实：蚊子才是真凶。这一天，被后世定为“世界蚊子日”。

法国传教士的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

药物竞赛随之升级。奎宁之后，氯喹一度成为抗疟利器。但越战时期，疟原虫产生抗药性，美军伤亡惨重。中国启动“523项目”，屠呦呦翻阅古籍，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觅得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她改用低温乙醚萃取，1971年成功提取青蒿素——这一不含氮的全新结构，击溃了耐药疟原虫。

青蒿素问世后，拯救数百万生命。在非洲，有父母给孩子取名“科泰斯”（青蒿素复方药商品名），以铭记救命之恩。2015年，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然而，战争并未结束。如今，青蒿素抗药性已在东南亚出现。疟原虫如影随形，不断进化。人类与疟疾的博弈，恰似一场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

从甲骨文到诺贝尔奖，从罗马坟墓到热带雨林，疟疾始终是人类文明的暗影同行者。它摧毁帝国，催生文字，改变国运，也激发智慧。这场跨越五万年的对决，尚未终结——但正因如此，人类才一次次在绝境中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或许，真正的胜利不在于彻底消灭疟疾，而在于我们从未放弃抵抗。

中国科学家发现的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