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韩先楚返乡，一老汉抱怨：你这官咋当的？韩先楚整天一言不发

1981年10月3日清晨，秋风刚起，吴家嘴村口的沙土路上卷起片片落叶。一辆墨绿色吉普车停下，车门打开，68岁的韩先楚踩着松软的尘土，环顾四周。乡亲们认出了他，呼啦一下围拢过来，脸上写满热切与好奇。他却只微微颔首，神情复杂——这一次回乡，他心里有事。

人群中闪出一个佝偻身影，七十多岁的陈尊友戴着破毡帽，草鞋沾满露水。俩人少年时一道放牛、掏鸟窝，如今头发都白了。陈尊友抬眼，只丢下一句：“你这官咋当的？”八个字像石子落水，激起众人窸窣议论。韩先楚没回口，转过身扶住老友的胳膊往村里走，半晌沉默。整整一天，他几乎没再说话，这让随行警卫员都感到意外。

要读懂这句抱怨，得把时间拨回到四年前。1977年春，红安县委向北京写信，反映本县山区水利和医疗设备紧缺。韩先楚收到信，当晚就找到湖北省水利厅负责人，要求增派技术员，紧接着又跑到301医院，一口气要来两车二手医疗器械。铆足劲帮家乡“化缘”，这在部队里成了笑谈，战友私下给他起外号“俏皮司令”。他不以为意，只说一句，“乡里人等不起”。

再往前翻，1961年那场自然灾害埋下的痛楚更重。当时乡镇粮仓见底，儿童浮肿、妇女啼哭，韩先楚临时请假回乡，十几天里每天围着稀粥与干菜转。离开前，他把行李箱掏个精光：200多斤粮票、三套军装连同皮鞋，全塞给大队书记。回到福州，他又寄去400斤粮票。那年冬天，红安县的饿死率降到了全省最低档次。可他依旧自责，觉得自己来得太晚，走得太快。

韩先楚对家乡的挂念，其实始于1949年。那一年4月，渡江战役刚结束，他趁调动空档回了趟乡。土地荒芜，亲人多已故去，剩下的孩童衣衫单薄。在祠堂门口，他对县里干部说：“山要绿，水要清，人得活得下去，否则革命打来的江山就失了根。”这句话日后多次被乡干部引用，却鲜有人知道，这晚他独自蹲在祖坟前到天明。

再早一步，1934年11月的湘鄂川黔苏区战略转移，让他离开红安整整十五载。赴闽西、转贵州、出云南，战火连天，他却总在战斗间隙写信问：家里还有几口地？稻谷收成好吗？信件往往无回，他只能在地图上圈出“红安”两个字，放进行军背囊。

1927年8月，14岁的韩先楚加入农民协会时，正是鄂豫皖风雷激荡的年月。乡人穷，草帽做盔、竹竿当枪，照样敢围大户、打土豪。韩先楚从少年长到营长，枪林弹雨中养成一个念头：将来哪怕官再大，也得让乡亲们填饱肚子。四十八万红安儿女投身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扎根，史书里耀眼的数字背后，有无数母亲把稀饭递到战士手里。韩先楚忘不了那一幕：一位老妪颤巍巍捧着粗碗，里面只有半碗红薯叶，说的是“娃呀，快吃，打完仗还要收庄稼”。这种情景，每回记起，他就心如针扎。

到了50年代中期，韩先楚坐镇南京军区，工作繁忙，却仍惦念着交通运输对家乡脱贫的重要。他托熟人弄来三辆部队淘汰的“嘎斯”卡车，捐给红安县运输公司，专跑山路。有人说旧车毛病多，修来修去浪费钱，他回一句“跑得慢也比没有强”。那几辆车硬是将山外化肥运进来，把红苕、茶叶拉出去，为后来红安烟厂筹建攒下第一桶金。

改革开放伊始，国家刚松绑不久，地方财政紧巴巴。韩先楚又一次写报告，倡议在红安种水杉、雪松、茶树。他请来林业专家，带着县干部翻了一星期的山，到夜里打手电钻土样。有人不理解，“老首长，当家不嫌柴米贵，您折腾这些树，几年才见钱？”他把油灯一吹，“我不赶时间，山可等人。”如今红安县多条山脉翠绿成片，当年埋下的种子正是那时挑回去的苗。

再回到1981年这趟返乡。韩先楚早知陈尊友过得辛苦：地少、儿孙多、山高路远。可部里预算有限，一些项目卡在审批环节。他计划先拿到农田水利专项，再帮村里修机耕道。谁承想，审批拖了一年又一年。陈尊友那句“你这官咋当的？”刺得他直冒冷汗——因为那正是他日日思量却暂时无解的难题。晚上，警卫员见他枯坐窗前，小声劝一句“首长，歇会儿吧”。他摇头，掏出记事本写下一行字：加快红安水库二期，务必1982年动工。

三个月后，水利部批文终于下来，红安龙潭水库二期扩建获准开工。消息通过县里电报传到吴家嘴，陈尊友拄着拐杖去大队部看电报，嘴里嘀咕：“臭小子，还是没忘俺们。”那一年，渠水第一次流进老汉自留地，稻田冒出嫩绿齐刷刷。

1986年10月3日凌晨，韩先楚因病医治无效，离开这个世界。红安县的老乡们挑着篮子、拎着土鸡，自发赶到县城，排队弯腰磕头。没有哀乐，没有横幅，只一句话传来传去：“他是咱红安人，得送一程。”

有人统计过，韩先楚生前为红安“化缘”折算人民币超过千万元，几乎用光自己的工资、津贴和稿费；也有人质疑，堂堂上将为何甘做“乞讨司令”。答案或许藏在他与陈尊友短短一句问答之间——当年放牛娃的约定，一人当兵、另一个种田，等胜利了要让家乡再没荒岭饿殍。时间过去半个世纪，承诺仍刻在心底，官当得再大，也抹不掉那个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