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程潜病逝，周总理参加追悼会，其妻追问：程潜算什么人？

1949年8月4日深夜，长沙城外细雨初歇。陈明仁的电台里传出一句短促的暗号：“湘江月圆。”意思很简单——程潜决定起义了。就在这天，他与陈明仁联名通电，宣布脱离南京政府，将湖南大部队归于人民阵营。枪声、雨声、纸张摩擦声，交织成一个即将改写历史的夜晚。

年已花甲的程潜站在窗前，回忆起四十年前自己那封长达四千字的求学自荐信。当年，他因为错过湖南武备学堂考试而写信给赵尔巽，结果被破格录取。从举人到武生，转型之路并不光鲜，却是一颗炸掉旧秩序的导火索。从那刻起，他就不再是埋头于八股的书生。

时间拨回1904年。程潜赴东京振武学堂，结识黄兴、宋教仁，随后加入同盟会。酒馆里议论最多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程潜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刀杆子里也可以出文明。”在他看来，武力并非目的，而是推开大门的钥匙。

1912年春，他回到长沙。那一年，刚满十九岁的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两位湖南人在岳麓书院后山第一次见面。毛泽东托着书卷问：“颂公，清廷已去，接下来怎么办？”程潜笑答：“先立人，再立国。”一老一少，两条平行线，在历史暗处埋下交点。

北洋混战的年代里，程潜领兵与段祺瑞、吴佩孚周旋，虽多次获胜，却愈发厌倦军阀之间的刀光剑影。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一度被李宗仁扣押，蒋介石则趁机拆解他的旧部。自由被夺，军权被剥，他干脆回湖南闭门读史。外界传闻他“看透政治”，其实只是找不到能让理想落地的土壤。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惊醒了这位隐居的将军。“日本人进门了，还能躲得了吗？”他披上旧军装奔赴前线，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有人提醒他，昔日的“扣押旧账”是否该讨回？他摇摇头：“救国要紧，不记前嫌。” 第二年二月，他冒雪援救被围的李宗仁部，硬生生扭开日军合围。战后，李宗仁感慨：“大丈夫之量，佩服。”

抗战最忙的时候，程潜天天睡在地图和电报之间，却仍抽空与周恩来保持联系。他暗中给八路军运输药品和被服，还压下几次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他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是救国伙伴，不是私敌。”蒋当然不悦，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将他调往重庆担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实则半闲置。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揭幕。程潜受命接待毛泽东。两人几乎一拍即合，深夜围着茶几谈到灯油熄灭。毛泽东轻轻一句：“颂公，湖南人不怕走夜路，只怕走错路。”程潜沉默许久，回敬：“怕的不是夜路，是看不见月亮。”

不久，内战爆发。程潜被边缘化，遣回湖南任省主席。1949年春，他内心天平彻底倾斜。当解放军渡长江的炮声传来，他对幕僚说：“月亮出来了。”于是有了开头那场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寿辰，他被请进中南海。同席的章士钊、叶恭绰都是文坛宿将，只有程潜带了小女儿。老友聚在一起，话题止不住地回到家乡味道。毛泽东特意让厨房做了豆豉辣椒和熏鱼。小姑娘童言无忌：“爷爷最爱吃这个！”毛泽东哈哈大笑：“我懂老乡的嘴。”席间，程潜即兴写下十二首祝寿诗，字字铿锵，掌声连连。

1968年4月6日，程潜因肺炎并发大出血，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八十七岁。噩耗传至杭州的毛泽东处，他沉默了好久，只吩咐：“颂公是功臣，要厚葬。”周恩来随即决定出席追悼会。

4月12日，北京八宝山，雨丝斜落。挽联上书：“革命先驱，民族脊梁。”周恩来向遗像深鞠三躬。程潜的夫人唐荫昌哭得站不稳，她拉住周恩来的袖口，声音颤抖：“总理，我家老程，他究竟算什么人？”周恩来停住脚步，语气平静却坚定：“他是中国革命的功臣，也是中国人民的英雄。”短短十四字，礼堂里的人无不动容。

在很多国民党老部下眼里，程潜或许是“叛将”；在军人名册上，他曾是“湘桂王”；可在1949年到1968年的档案卷里，他写下的身份只有两个字——人民。晚年，他常说：“当年推翻满清，为的是国；后来支持抗战，为的是国；最后选择解放，为的还是国。身份换了，目标没改。”这番话，如今被收录进湖南省博物馆的手稿中。

八十余载风雨，立场几经转折，却始终奔着民族复兴。1968年4月12日的挽歌声中，这位老兵获得了他想要的定义——人民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