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议员可再参选，日本政治底线在哪？

文︱陆弃

当自民党高层以一句“上一次选举中的安排意味着他们已经赎清罪责”，为涉入“黑金”丑闻的议员重新打开参选通道时，日本政治并未发生突变，却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回归。它回到的，并不是某个具体派阀的权力布局，而是一种长期存在、却在丑闻爆发后短暂被压抑的政治逻辑：责任是阶段性的，惩罚是策略性的，而制度反思，则可以被无限期推迟。

这一决定发生在选举周期临近之际，看似是党务操作中的一次技术性调整，实则折射出更深层的结构性选择。2023年底，“黑金”问题曝光，自民党多个派阀被揭出通过政治筹款派对券的销售指标，形成事实上的回扣与账外资金流动。事件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并不在于其违法性是否明确，而在于它触及了日本政治长期依赖的资金—派阀体系的灰色地带。公众的不满，指向的并非个别议员，而是制度性纵容。

在2024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曾试图以“克制参选资格”的方式回应舆论压力，部分涉事者失去党内背书，重复参选被暂时叫停。这一姿态，在当时被解读为对政治伦理的最低限度回应。然而，仅仅一个选举周期之后，这套伦理叙事便被重新改写。“赎清罪责”成为新的关键词，暗示只要经历过一次政治代价，责任便已履行完毕。

问题正在于，这种“赎罪”的衡量标准究竟来自何处。它不是司法裁决的结果，也非制度改革的成果，而是党内协调的产物。责任不再由规则界定，而由时间消解；惩罚不再以行为性质为依据，而以选举周期为单位。政治伦理在此被转化为一种可调度的资源，而非不可逾越的底线。

这一转向，与自民党当前的权力结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高市早苗上台，党内更加强调凝聚力与动员能力。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执政基础承压的背景下，维持派阀内部的支持，往往被视为比回应公众期待更为紧迫的任务。涉事议员，恰恰掌握着地方组织、资金网络与选举经验，他们的回归，被包装为“现实需要”。

然而，这种现实主义并非没有代价。它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是明确的：政治丑闻的成本是有限的，只要挺过风口期，体制最终会为你重新安排位置。对于公众而言，这意味着道德谴责被制度吸收，愤怒被时间稀释，而结构性问题则继续留在原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黑金”问题并非日本政治的偶发异常，而是长期存在的制度副产品。派阀政治、政治资金、选举动员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套高度稳定却缺乏透明度的运行机制。每一次丑闻曝光，都会引发短暂的道德震荡，却极少触及制度根基。当涉事者被允许“重复参选”，这种机制便再次获得确认。

在这一过程中，选民的角色被悄然弱化。理论上，选举应当是责任追究的重要场域，但在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体系中，候选资格本身已是权力分配的结果。当党内决定先于选民判断，民主程序便被压缩为形式。选民仍然投票，却难以真正决定谁应当退出政治舞台。

这一逻辑并非日本独有，但在日本语境中尤为显著。长期执政的政党，往往更擅长将危机转化为内部整合的契机。丑闻不再是改革的起点，而是一次“压力测试”，用于筛选忠诚与可控性。通过这一测试者，反而可能在回归时获得更稳固的位置。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日本政治并不缺乏反思资源。无论是战后民主制度的建立，还是多次政治改革尝试，都曾试图削弱派阀与金权政治的影响。但这些努力，往往在现实操作层面被逐步侵蚀。当制度改革缺乏持续的社会压力与政治意志，它便容易沦为象征性动作。

“已赎清罪责”的说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显得格外刺眼。它并未回答公众最关心的问题：规则是否改变，机制是否修复，类似行为是否还会发生。它只是宣告，一个阶段已经结束，而下一个阶段可以在几乎不变的条件下继续。

政治伦理的真正考验，并不在于是否有人被暂时牺牲，而在于制度是否因此调整。如果责任只能通过时间来冲淡，而无法通过规则来界定，那么每一次丑闻，最终都将成为下一次丑闻的铺垫。

当涉事议员重新站上竞选起跑线，日本政治并未失去秩序，却显露出一种更为隐蔽的疲态。那是一种对自我纠错能力的消耗，对公众信任的透支。民主并不会因一次决定而崩塌，但它会在一次次看似合理的妥协中，逐渐失去应有的张力。真正值得追问的，或许不是这些议员是否“赎清罪责”，而是这个体系，是否已经习惯于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