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记录的附带影响：公职录用考察制度变迁与前瞻

本文作者：徐伟

本文系作者基于公开可核验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所作的规范梳理与理论探讨。文中关于“政治考察/政治考核”的分析，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制度结构与风险分层，不构成针对特定个案的法律意见或结果承诺。相关结论受岗位属性、年度公告及个案事实差异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摘要

犯罪记录的附带性法律后果，特别是对家庭成员在公职录用、征兵入伍等资格准入方面的影响，长期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跳出个案焦虑，从刑辩律师的视角，系统梳理政治考察（俗称“政审”）制度从历史上的“身份政治”到当前“精细化治理”的演变轨迹。文章结合宪法备案审查的最新精神与域外安全审查的普遍实践，深入分析了普通公务员岗位与特定敏感岗位在考察规则上的逻辑分野。本文认为，尽管“罪责自负”已成为法治共识，但在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特定领域，基于比例原则的严格考察仍具有其必要性。厘清这一客观现实，有助于相关家庭建立理性的职业规划预期。

关键词

犯罪记录；附带后果；政治考察；罪责自负；比例原则；精细化治理

导语：一个刑事案件背后的“远期焦虑”

2026年1月，笔者代理的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即将开庭。案件的刑事处理路径相对清晰，然而在与当事人家属的沟通中，一个问题超越了“定罪量刑”本身，触及了刑事司法更具长期影响的制度性后果——犯罪记录及其对家庭成员的“外溢效应”。

“如果他有了前科，我的孩子未来考公务员、当兵，是不是就彻底没希望了？”被告人的妻子当时怀有身孕，她的这个问题，将一个家庭的未来规划与一项刑事处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种焦虑并非孤例。在笔者承办的多起经济犯罪案件中，常有被告人因担忧“一旦认罪会影响子女入伍或进入体制”而对认罪认罚程序产生抵触。

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法律议题：犯罪记录在社会观念中，常被视为一种可对家庭成员产生“连带性不利后果”的身份标签；而在规范层面，则牵动着法律责任的归属边界、国家对公职人员的资格准入管理等多个制度模块之间的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家层面在“责任自负”原则与精细化治理方向上，出现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则调整。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在宪法原则与行政法治的分析框架下，系统梳理我国政治考察制度的历史脉络与分层演进，并结合域外经验，对未来的制度走向进行前瞻性分析。

第一部分：原则的重申——宪法监督对“连坐式”惩戒的否定

将“株连焦虑”从弥散的社会情绪拉回到严谨的法规范体系中分析，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来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宪法监督语境下对“责任归属”原则的权威重申。

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其年度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中披露了一则典型案例。报告指出，有地方性法规授权对涉罪人员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法工委经审查后明确指出：“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都应由违法犯罪行为人本人承担，而不能株连或者及于他人，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1]

这一结论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法理意义：明确责任归属的个体性：违法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其承担主体原则上仅限于行为人自身。划定治理工具的法治边界：即便为了打击犯罪，所选择的治理工具也必须遵循宪法框架，不能以“综合治理”之名行代际惩罚之实。

这份报告标志着对“连坐式”惩戒的否定，已从学理探讨进入到国家立法监督的实践层面，构成了我们讨论后续问题的法治基石。

第二部分：历史的维度与现实的考量——政治考察制度的演变逻辑

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当前的政治考察政策，不能将其简化为“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而应将其置于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演变中进行审视。

（一）历史轨迹：从“身份”到“岗位”的转型

我国的政治考察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受特定历史环境影响，审查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高度关注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形成了事实上的“成分论”。[2]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随着拨乱反正与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考察重点开始回归个人表现。[3]但由于缺乏统一精细的规范，不同部门间执行标准差异较大，延伸审查的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考察进入“精细化”与“规范化”的新阶段。2021年《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的出台是其集中体现，该办法首次清晰区分了普通岗位与涉密岗位，标志着考察逻辑从“查家底”转向了“匹配岗位需求”。[4]

（二）存续的合理性：比例原则下的审视

尽管“株连”已被宪法原则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公职候选人的一切背景考察都失去了正当性。在特定领域，基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以及公职人员的忠诚义务，进行有限度的延伸考察，在法治框架内具有其合理性，其核心依据便是比例原则。[5]

目的正当性：确保关键岗位人员对国家足够忠诚，维护国家安全。

必要性：对于涉密、执法司法、特定武装力量等岗位，家庭成员的严重犯罪背景确实可能构成被围猎、渗透的风险点或影响公正执法，因此延伸考察具有高度必要性。

综上，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政治考察制度，并非彻底废除背景审查，而是将其严格限定在确有必要的岗位，并反对其在普通岗位上的滥用和无限扩大。

第三部分：现状的客观分层——“普通岗位”与“敏感岗位”的二元分野

作为一线法律从业者，我们观察到，随着规则的完善，当前的公职录用考察已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清晰的“二元分野”。认清这一客观现实，对于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建立理性的预期至关重要。

（一）普通公职岗位：制度空间已然打开

在绝大多数党政机关的普通公务员岗位及事业单位岗位中，考察的重心已发生实质性转移。依据《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这类岗位的考察明确以考生本人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行和现实表现为主。

对于父母早年犯有轻罪且刑罚已执行完毕，或者所犯罪行与报考岗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情形，在制度层面已经预留了相当大的空间。原则上，只要考生本人政治过硬、表现良好，不应仅因亲属的历史过错而被“一票否决”。这体现了国家在一般行政管理领域落实“罪责自负”原则、消除就业歧视的治理决心。

（二）敏感特殊岗位：严格审查具有职业必要性

然而，我们必须客观地指出：在公安、国安、司法行政（监狱戒毒）、机要涉密以及军队特殊兵种等岗位上，对家庭成员的严格审查依然是不可逾越的“硬门槛”。[6]

这种严格限制有着深刻的现实考量：涉密岗位：接触国家秘密的人员，其家庭关系可能成为外部势力渗透的突破口。强力执法岗位：警察、法官等手握公权力，其家庭成员若有严重犯罪背景（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极易引发利益冲突，损害司法公信力。

因此，相关规范（如《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存在特定严重犯罪情形时的“不合格”标准。[7]这种基于岗位风险评估的“差别化对待”，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必要成本，不应简单等同于“株连”。

（三）理性预期：从“能不能考”到“适合考哪”

基于上述分层逻辑，对于有相关背景的家庭而言，未来的职业规划应当建立在对规则的尊重和对岗位的理解之上。

如果不加区分地报考公安、政法或涉密岗位，确实面临极高的被否决风险，这并非政策的“刁难”，而是职业属性使然。但如果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普通公职岗位，父辈的过往记录正在逐渐淡化为档案中的历史，不再构成绝对的职业壁垒。承认差异，尊重规则，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最理性的选择。

第四部分：域外视角与未来展望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我国政治考察制度的定位，将其置于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比较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际比较：安全审查是普遍实践

事实上，对公职人员，特别是敏感岗位人员进行背景调查，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美国：实施严格分级的安全审查（Security Clearance），根据接触机密的等级（秘密、绝密等）决定调查深度，调查范围涵盖配偶及直系亲属。德国：依据《安全审查法》对涉及国家安全岗位人员及其配偶进行可靠性检查，重点评估是否存在被勒索或利益冲突的风险。英国：实行多层级的背景与反恐审查（CTC），深入调查个人背景与家庭关系，以评估潜在的恐怖主义关联风险。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岗位分级”是国际通行的核心原则。审查的强度与岗位的敏感度严格挂钩，这与我国近年来“精细化、分层化”的改革方向是高度一致的。

（二）未来展望：规则化与程序化

展望未来，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政治考察制度将继续沿着“去身份化、重岗位化”的路径演进。一方面，对于普通岗位，考察将更加聚焦于本人，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另一方面，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岗位，审查标准可能会更加精细、规范，但严格程度不会降低。

更重要的是，程序的正当性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未来的制度设计将更加注重考察结论的可核验性与救济渠道的畅通性，确保每一次“否决”都经得起规则的检验，而非出于模糊的行政惯性。

结语

回到文章开篇那位准妈妈的追问。如果我们依据过往的印象，很容易滑向悲观的宿命论。但通过系统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法治进化线索：国家治理正在从粗放的“一刀切”，转向更强调边界与层级的精细化。

这份变革意味着，对于那些犯下轻罪、刑罚早已执行完毕的家庭，孩子的人生道路并没有被完全封死。空间是存在的，但空间附着在岗位属性之上。

法律不仅是约束，也是指引。它要求我们客观承认，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对特定岗位的严格审查具有其不容忽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告诉我们，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个人的努力正在逐渐摆脱代际的羁绊。孩子的路，不会因为父辈的一次跌倒而被当然锁死，但这需要我们将希望建立在对规则的尊重和对岗位的理性选择之上。

参考文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3年12月25日).关于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新华网.

[2]李晟,王艺.(2025年9月28日).公务员录用政审的历史逻辑与功能变迁.爱思想网.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3年8月14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125号.

[4]中共中央组织部.(2021年9月17日).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中组发〔2021〕11号.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4年1月9日).备案审查中的比例原则适用问题研究.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2023年4月12日).征兵工作条例.新华社.

[7]公安部.(2020年).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法.

[8]U.S.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Standard Form 86(SF 86):Questionnaire for National Security Positions.

徐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最高检刑事申诉案件律师库律师，北京市律协智库委员，重大复杂案件研究组成员，首届北京律协青年刑辩模拟法庭大赛冠军，中国刑法学会会员，山东大学法学院硕士，擅长刑事辩护和刑事风险防范，各领域辩护经验丰富，同时能够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刑事风险防范和控告服务，代理的倒卖文物案曾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代理的无罪案件曾入围“全国十大无罪辩护经典案例”评选、代理的三罪不起诉案件顺利获取国家赔偿、代理的网络犯罪案件被写入最高检报告、开展刑事风险防范公司全员获释。出版图书《网络犯罪案例研究》。多次接受央媒采访，就热点刑事案件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