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笔杆子”，枪决前还在表演

1946年10月8日下午两点五十，南京老虎桥监狱后院静得能听见落叶声。检察官陈绳祖念完执行令，问林柏生还有什么遗言。这位曾经的汪伪“一支笔”、安徽省最后一任汉奸省长，抖着嘴唇说：我想画完一页扇面。

法警递上纸笔。林柏生从怀里摸出张折扇，摊在刑场的石台上补了几笔——墨竹两三杆，题了两句诗：“这书珍重何由答？旧事凄凉不可听。”枪响前五分钟，他还在为朋友画扇面。您说这人，是讲究还是荒唐？

这事儿得从头说。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蚌埠，林柏生正在伪省长官邸里喝茶。茶盏一搁，连夜卷了几千万关金券奔南京。没过几天，跟着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上了日本军机，以为隔着海就能把旧账一笔勾销。

可他忘了件事儿：丧家犬逃到哪儿都是丧家犬。10月3号，日本政府把人恭恭敬敬送回来了——战败国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这些“老朋友”？飞机落地那刻，林柏生该明白的：有些路走上去了，就退不回来了。

法庭上倒是热闹。1946年5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朝天宫大殿挤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想看看，这个在报纸上写了十几年“中日亲善”的文人省长，到底长着怎样一副心肝。

审判长问得直接：为什么发“艳电”？怎么当上的伪部长？任内害了多少人？

林柏生推推眼镜，答得也“讲究”。他说自己是“追随汪先生”，是“随员之一”，说那些条约签字只是“发表新闻之关系”。最妙的是那段自问自答：“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

旁听席有人冷笑。检察官不跟他废话，当庭放了段录音——1943年东京，林柏生正在东亚青少年会议上演讲，声音透过喇叭响彻大殿：“团结大东亚青少年，实践大东亚宣言……”满口“共荣”“道义”，比日本人还像日本人。听众席炸了锅，骂声四起。林柏生站在那儿，嘴唇动了动，终于没再出声。

这人其实聪明。1902年生于广东信宜，岭南大学念的书，1925年由汪精卫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当黄埔军校政治教育，本是个前程似锦的人物。可人呐，往往就栽在“聪明”二字上——太会算计，算来算去算丢了大节。

1938年他在香港接汪精卫“艳电”时，不知道这是条不归路吗？知道的。只是他算准了：日本势头正盛，抗战前途未卜。这账本在他心里扒拉过：一边是民族大义，一边是眼前富贵。他选了后者，还给自己找了个由头——美其名曰“救沦陷区百姓于倒悬”。

后来事儿就顺了。伪宣传部部长、伪安徽省长、伪青年团总监……官越做越大，笔也越来越“勤快”。在《南华日报》上写社论，把投降说成“和平”，把卖国写成“救国”。汪精卫病死后，他哭灵哭得最伤心，转头就通过陈璧君的关系，讨了安徽省长的肥缺。

到安徽上任那天，他在就职典礼上宣誓：“奉行大亚洲主义，实行中日亲善……”台下坐着日本代表樱庭子郎。可等他真提出要整顿税收、编练军队时，樱庭子郎当面就给否了。那一瞬间他该醒了的——傀儡就是傀儡，线在别人手里攥着。

可惜醒得太迟。1945年8月14日夜，他溜回蚌埠布置“后事”，嘱咐下属“戴罪立功，听候处理”。自己却趁着月色奔南京，找到陈公博塞重金，换来一张逃往日本的机票。在飞机上那几小时，他或许还做着东山再起的美梦，却不知历史早给他写好了结局。

审判进行到下午，证据一件件摆上来：109份署名文章、演讲录音、条约副本……林柏生忽然不辩了。他站得笔直，几乎全部认下。不是幡然醒悟，是知道戏演到头了。法官宣判死刑时，他只抖了抖厚嘴唇，低下头。

他老婆徐莹倒没放弃，写了万言申诉状，附上国民党大员的证明信，要求再审。法院复核后只回了句话：“声请意旨应认为无理由。”薄薄一纸文书，断了他最后生机。

所以才有刑场画扇面那一幕。您说这是文人雅趣？我倒觉得是种可悲的惯性——临死了还要维持体面，还要讲“信义”，却忘了最大的信义本该留给国家。枪响前他问：“能让我画完吗？答应过朋友的。”检察官居然点了头。

于是荒诞的画面出现了：汉奸跪在刑场，专注地画竹题诗。画完了，抖抖索索站起来，跟着法警往前走。两声枪响，墨迹未干的扇面飘落在地。

后来有人议论，说他至少死得从容。我说不然。那不是从容，是麻木——早在选择背叛那刻，有些东西就已经死了。后来那十几年，不过是行尸走肉在演戏，演给自己看，也演给旁人看。直到枪响那刻，戏才终于落幕。

历史有时候很公道。笔杆子能颠倒黑白，却擦不掉血写的罪证；巧舌如簧能蛊惑人心，但骗不过时间的审判。林柏生死后第七十多年，我们翻看这些旧档案，字里行间还能看见那个抖着嘴唇画扇面的人。只是不知道他最后那几笔，到底是想画给朋友，还是画给那个曾经也怀抱理想的自己。

扇面上墨竹萧疏，两句诗倒是应景：“旧事凄凉不可听。”确实不可听，也不该忘。有些旧事晾在那儿，就是让后来人看看：路该怎么走，人该怎么活。至于那页扇面后来去了哪儿，没人知道——或许和那段历史一样，埋在厚厚的尘土里，偶尔被风吹开一角，露出几杆歪斜的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