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5日,我站在部队医院的走廊里,看着病床上的马向东。
他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
马向东拉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得像风,"致远,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家梨花坳的娃娃们。我答应过乡亲,退伍后回去当老师,可我……"
我握紧他的手,"向东,你放心养病,我替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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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出口,连我自己都愣了。马向东却笑了,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你说的?"
"军人一口唾沫一个钉。"我说。
我叫林致远,1958年出生在川东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供销社职工,母亲在街道办工作,家里条件在当时算不错的。
1976年高中毕业,我参了军,到了滇西的一个步兵团。四年时间,从列兵干到中士,两次立功,本来是要提干的。
但我不想在部队待一辈子,1980年夏天选择了退伍。按照政策,我可以安置到县里的工厂或者机关单位,端个铁饭碗。
可那天从医院出来,我就改了主意。
9月初,我背着行囊,坐了两天汽车,又走了一天山路,到了大巴山深处的梨花坳。
这地方穷得让我震惊。
整个村子七十多户人家,住的全是土坯房。村小学就是三间破庙改的,屋顶漏雨,墙上全是裂缝。
村支书老胡看到我,激动得说不出话,"马向东真的让人来了?"
"马向东病了,回不来了。我替他来。"我说。
老胡愣了半天,突然抹起了眼泪,"好娃娃,好娃娃啊!"
学校有五十三个学生,一到六年级全在一间教室上课。没有课本,我就用粉笔把字写在黑板上,让孩子们抄。没有作业本,就让他们在地上用树枝练字。
第一个月,我的工资是三十二块钱。
这钱在县城能活得挺好,在梨花坳却只够买点盐和煤油。吃的菜要自己种,米面要靠村里人接济。
我住在学校的耳房里,晚上老鼠在房梁上跑,呼呼的风从墙缝里灌进来。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我是不是疯了?
但每天早上,看到那些孩子顶着露水来上学,眼睛里闪着光,我就告诉自己:再坚持坚持。
1982年春节,我三年没回过家了。
父亲写信来,说给我在县百货公司找了个营业员的位置,让我赶紧回去。母亲也在信里哭诉,说我一个当过兵的人,怎么能窝在山沟里当孩子王。
我没回信。
1985年夏天,家里人直接找到了梨花坳。
母亲一进村就哭了,"致远,你看看你住的是什么地方?你看看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穿的确实破,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膝盖和肘部都打了补丁。父亲黑着脸,"跟我们回去,不然就断绝关系!"
老胡和几个村民赶来了,跪在我父母面前,"求求你们,别把林老师带走。他走了,娃娃们就没书念了!"
母亲更哭得厉害,"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凭什么要他牺牲?"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老胡,又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母亲。最后我说:"爸妈,我答应过战友,要在这待二十年。现在才五年,我不能走。"
父亲气得摔门而去。母亲指着我,"你会后悔的!"
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操场上,坐到天黑。
那天晚上,学生胡小芹给我送来一碗鸡蛋,"林老师,这是我妈让我拿来的。她说你别难过,我们都需要你。"
我接过碗,眼泪止不住地流。
1987年,梨花坳第一次有学生考上了县一中。是个叫张建的男孩,数学特别好。
张建考上那天,全村人都来学校,老胡杀了只鸡,摆了三桌。村民们轮流给我敬酒,说的最多的就是:"林老师,你是我们的恩人。"
我喝醉了,哭着说:"我对不起我爸妈,我对不起我自己。但我不后悔,真的不后悔。"
1990年,张建考上了西安交大。消息传回来那天,我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老胡冲进教室,"致远!张建考上大学了!重点大学!"
教室里一片欢呼,孩子们围着我又蹦又跳。我却突然想起了马向东。
向东,你看到了吗?梨花坳的孩子,也能考上大学。
1995年,我已经在梨花坳待了十五年。
这些年,我送走了三批学生。有十二个考上了大学,三十多个上了中专技校。村里开始有人盖砖房,有人买了电视机。
老胡跟我说:"致远啊,这些年要不是你,梨花坳还是老样子。"
我摇摇头,"是时代变了。"
1998年冬天,父亲病重。
我赶回县城,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看着我,眼里全是泪。
母亲说:"你爸这些年一直惦记你,总说对不起你,不该那么逼你。"
父亲去世前,握着我的手,用尽全力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原谅我了。
2000年9月,距离我来梨花坳,整整二十年。
当年答应马向东的期限到了。县教育局来人,说可以把我调到县城,给我解决编制和住房。
那天晚上,学生们听说了消息,全都跑到学校。他们什么都没说,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我看着这些孩子,又想起了二十年前第一批学生的样子。
第二天,我去了县教育局,说:"我不走了,让我继续待在梨花坳吧。"
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农村教育彻底变了样。梨花坳小学盖了新教学楼,有了多媒体教室,孩子们用上了免费的教科书。
我也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有了正式编制,工资涨到了一千多。
张建从西安回来看我,已经是某科研院所的工程师。他说:"林老师,当年要不是您,我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
我笑着说:"是你自己争气。"
"不,"张建很认真,"是您让我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如今我已经退休,住在县城的一套小房子里。每年教师节,都会有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看我。
他们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教师。每次聚会,他们都会说起当年在梨花坳的日子,说起那间破庙改成的教室,说起我在煤油灯下给他们改作业的样子。
我常常会想起1980年的那个承诺。
想起马向东临终前的眼泪,想起第一次走进梨花坳时的震惊,想起父母离开时的背影,想起孩子们考上大学时的欢呼。
有人问我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这二十年,我没有回过繁华的城市,没有享受过安逸的生活。但我改变了一百多个孩子的命运,也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辈子,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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