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4日夜,北京刚下过一场雪。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灯火通明,技术员李强(化名)一边调线一边嘀咕:“今晚的信号,一定得稳。”
他并不知道,离演播室不过三里路,中南海的几位老人正等着这根信号。屏幕另一端,特别法庭即将开庭。四年前的深夜,“四人帮”被一网打尽;今晚,法律要给出答案。
镜头转到指挥室。邓小平端坐在椅背里,目光沉静。第一次,他不是翻卷宗,而是通过现场直播等候那位昔日政治风暴中心的人物。几秒之后,画面来到人民大会堂。
时间倒回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迅疾出手,行动以分秒计。江青被带离怀仁堂前,仍在高喊口号。抓捕完成,却只是序章。
审理才是真正难关。1977年至1979年,“两案”审理组翻阅三千万字材料,卷宗塞满京西宾馆的地下室。证词、录音、批示、电报,层层核对,任何一行笔迹都不敢放过。
早期方案主张“不公开”。理由直白:案犯掌握绝密,旁听席越多,泄密风险越高。文件送到邓小平案头,他批了一句:“怕什么?事实摆在那里。”态度鲜明。
公开还是保密,牵动的不仅政局,还有民心。胡耀邦的态度朴素:“得让老百姓知道,是法律在裁决,不是哪个人拍板。”这句话,在多次汇报会上反复出现。
1980年9月4日,中央书记处敲定程序:成立特别法庭,一审终审,全程摄像;外国记者不请,国内媒体择要播出。彭真轻轻叹了口气:“总算等到这一步。”
11月20日,第一庭。按顺序,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等人依次被传唤。旁听席上,王光美与薛明并肩而坐,神情平静;大厅内,却在等待江青出场时骤然寂静。
“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法警声音回荡。江青出现的瞬间,嘈杂声四起。她抬头,整理衣领,眼神仍带傲气,仿佛舞台灯光又打在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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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透过屏幕轻声一句:“久违了,江青女士。”身旁人听得分明,却无人接话。1975年他被打倒时,江青曾说“邓小平滚出北京”。五年过去,局面已完全翻转。
检方起诉书诵读九十分钟,核心罪名三条:篡党夺权、迫害干部、煽动武斗。证据从中央文件到照片录音,句句落在笔录上。江青辩称:“我只是主席的狗。”书记员笔尖顿了半秒,又继续记录。
量刑阶段最受关注。社会上“应当枪决”的呼声不小,但特别法庭最终给出“死刑,缓期二年”。背后考量复杂:法治示范、国际影响、社会稳定,哪一条都不轻。
1981年元旦,邓小平接见特别法庭成员,再次强调:“少杀,慎杀,不杀。”江华回答平静:“延安时就立了这个规矩。”处理原则就此定案,也在无形中给后来岁月奠基。
江青的命运锁定于此。1983年减为无期徒刑,1987年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自缢于北京医院住处。遗书字迹凌乱,仍自称“无罪”。档案合上,再无回响。
那年冬夜的电视画面成为许多人脑海里的定格。信号稳定,灯光炽白。屏幕里的江青昂首站立,屏幕前的邓小平沉默注视,一切浮华与喧嚣在冰冷镜头中被定格。政治清算落幕,法治步伐已然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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