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5年入伍，在团部和一位姑娘情投意合，失去联系多年，一直难忘

2005年初春，老兵聚会在苏州河畔的小茶馆里进行到一半时，阑红斌突然安静下来。墙上钟表指向十五点零五分的那一刻，他脑海里闪回的不是觥筹交错，而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清晨——那年他刚满十九岁。

1985年1月20日，上海松江的操场寒风刺骨，新兵连结束队列考核后，全连抱着钢盔蹲在地上听教导员讲话。阑红斌手冻得通红，心却热得发烫——此前的高考失利让他跌进谷底，当兵成了他唯一能握紧的绳索。父亲东拼西凑那五百元复读费被他拒绝，家门口那声“照顾好自己”如今仍在耳畔盘旋。

内务检查是第一道坎。被子压线堆成“豆腐块”并不难，难在持久。初来乍到，他常因被角松散挨批。新兵排里有人打趣：“高中生也就这水平？”阑红斌咬牙不吭声，晚上悄悄在水房练叠被，直至凌晨一点哨响。第二天，他那方被褥终于赢得班长一句“像样”。不得不说，士气就是这样被一点点磨砺出来的。

新兵连满三个月后，团里抽调文化骨干，司令部缺打字员。没人愿意离开连队，阑红斌却举手，理由简单：能接触文字。油印机、五笔字型、复写蜡纸，这些东西对普通战士既陌生又枯燥，但高中底子让他摸索得飞快。班长见状半开玩笑：“小子，别只惦记文学，军姿还得站稳。”

1985年6月的一个午后，电视台实习记者秋燕被派到团部采访“双争”典型。她刚踏进办公室，便瞥见桌上一摞油墨未干的简报，还闻到隐约的油墨香。阑红斌递茶水时，秋燕瞟到他夹在公文里的笔记本，随口问：“也写诗？”这句轻描淡写开启了两人绵长的书信往来。

团部附近有家国营小电影院，七排八号是最安静的位置。两人第一次单独观影，是1985年10月12日晚场。银幕暗下来，兵营生活的喧嚣隔绝在门外。秋燕低声说：“下个月我实习结束，得回山东。”阑红斌愣了几秒，只回了一个字：“好。”他没敢握她的手，连肩膀都不曾靠近，可心跳早已宣泄出全部情绪。

回到营房，他用团部唯一一台海鸥相机给自己拍了张证件照，夹在信中寄往菏泽。几天后，秋燕的回信附带一张黑白照片：她站在黄河大堤，长发被风吹乱，嘴角像是刚刚说完一句“等你”。那段时间，阑红斌每晚熄灯号后躺在铺上摸信封，仿佛摸到远方那只温暖的手。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年底整风，团里明令禁止非公务往来，尤其是与地方女青年频繁通信。班长把他喊到月光下的操场，话语没有转折：“扯不断的感情多了，可队列就一个。”阑红斌当时沉默。事后，他用二十分钟写完一封长信，把那句“或许等退伍再见”埋在末尾。

1986年春，他被调往江西执行跨区演训。离开上海前，阑红斌把秋燕来信塞进挎包最底层。火车过南京长江大桥，江面雾气翻卷，战友逗他：“看啥呢？”他若无其事：“看桥。”其实他在看信纸上的一个逗号，那是秋燕修改自己诗行时留下的刮痕。

部队纪律不容回旋。江西山里野外驻训三个月，通信难如登天。等再回松江，团部早已换了一拨人，他的打字机也被封存。闸北邮局有一摞未投递成功的信件躺在架子上，工作人员翻找簿记，抬头告诉他：“地址不详，退回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意识到人海比想象中大得多。

1990年，他带着中士军衔转业到苏北一家棉花厂当技术员，三年后成家，过上规律到可以用秒表校准的日子。秋燕的名字慢慢被时间沉淀，偶尔在梦里掠过，也只是风声。日常琐碎把大多数记忆磨平，唯独那张在黄河大堤拍下的照片始终没褪色——它被压在书柜最底层的《古文观止》里。

2002年，老连长寄来一个旧纸箱，里面是当年团部清理库房时找到的杂物。最上面躺着一封未拆的信，信封角落的邮戳显示：1991年3月，菏泽。阑红斌的手指顿时僵住。信纸展开，笔迹仍旧娟秀：“接到调令，我要去北京深造。若来信，请寄北京市海淀区××号……”后面一句被墨渍晕开，只能辨认出“祝安好”。

他给那个地址写过三次，全部石沉大海。邮政回执单上盖着“迁离”二字。试想一下，一个平均每年流动数十万人的城市，要在里头找一个十余年前的身影，有多难。

2005年那场聚会结束时，暮色洒在苏州河面，阑红斌把茶杯覆在桌上，像给往事加了一个句点。战友笑问：“还惦记？”他摇头：“说不上惦记，就是记得。”

七十岁生日那天，孙女嚷着要看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他从书柜里抽出那个文件袋，里面有老兵证、有退伍令，还有一张女孩迎风而立的黑白照片。孙女好奇：“这是谁？”阑红斌看了看窗外微黄的落日，没有回答，只轻轻把照片放回原位。

岁月从不专为谁停留，留下的往往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当年没能说出口的一句话。至于那句话是什么，阑红斌始终没有对任何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