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军人当村官，为立规矩先拿家人“开刀”，上任后把钱都捐出去

1987年腊月二十三，寒风透骨。傍晚的杨庄喇叭突然响起：去年全村副业收入突破三十五万元。大伙愣住了——短短一年，那个出了名的穷坑居然有了余钱办年货。

广播停歇，院落里炸开锅。有人拍着冻红的手说：“要不是振刚，我们还得半糠菜半干粮。”话音落下，院墙边的土坯灯把一张张笑脸映得通红，热闹得像过大年。

可眼前的红火日子，并非天上掉馅饼。村民想起一年前的春天：荒山杂草没膝，村口的土路一雨就成沟，全村账面还吊着近万元旧债，谁也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

时间倒回到1986年2月6日。那天上午，大炉乡党委书记杨伯义挑着公文包，敲开了杨振刚的木门。屋里炉火暗淡，33岁的杨振刚靠着枕头咳嗽不止，左腿因旧伤僵硬。“振刚，你是党员，也是复员军人，乡里没人镇得住这摊子，全指望你。”一句话，说得直白。

杨振刚是1979年南疆战场上的一等残疾军人，城镇户口，日常靠优抚金日子过得去。接这担子意味着天天和债务、纠纷、荒山打交道，媳妇心疼地直掉泪。可想到战友牺牲时嘶哑的“为人民”三字，他抬手给出答案：干。

三天后，任命贴出。他推着旧自行车在镇上理了头发，回村时背后议论四起：这位“病号书记”第一步会不会发点面粉先收拢人心？出人意料，他张罗的第一场会只谈一件事——订乡规民约。

不少人撇嘴。老支书杨茂金更当场阴阳怪气：“写几条规矩能顶啥用？”说完就把自家鸭子赶进青苗地。第三天上午，杨振刚拄拐登门，“二叔，罚款十二块。”老支书把茶杯往桌上一磕，“侄子翻脸真快！”杨振刚招呼两名民兵，搬走一百斤地瓜干，连帐本都开好。全村第一次发现，这个清瘦的新书记手里真有钢牙。

风刚平，另一件事又来考验他。老娘家的猪破圈啃了别家萝卜。母亲拍炕骂娘：“皇帝也不罚亲娘！”杨振刚低声半晌，“娘，规矩若从家门口断了根，全村都得看笑话。”母亲盯着儿子瘦削的脸，最终塞给他二十元，还写了检讨。院外凑热闹的人群像被凉水泼过，静得只剩呼吸声。

规矩立住，接下来得赚钱。杨庄地瘦，只能靠特色作物。他把部队发的残疾抚恤金拿出一大半，硬是凑了两千元，带头包了九亩试种大姜。又跑到县里请农技站的老工程师住进村，每晚点着马灯教大家算成本、测酸碱。三个月后，第一茬嫩姜拔地，行情喜人，胆子小的村民开始找他借种苗。

不止姜蒜，他又盯上山头金银花。为了说动乡亲，他拄着拐杖在陡坡上转了两圈，手里攥着算术本：“一亩药材，一季净利一百五十元，比种玉米翻一倍。”有人嘀咕风险大，他干脆把家里仅剩的存折押给信用社，替六户作担保。

1987年春耕结束，杨庄副业产值第一次破二十万元，年底结算才知净收入已到三十五万。村民去地里除草不忘提一嘴：“那条乡规要紧，要是谁家牲口再祸害庄稼，可不便宜。”

赚了钱，麻烦事也跟着来。那年夏天，杨洪振盖房，上梁时木桁突然断裂，十余人受伤。县医院先缴押金才能动手术，杨洪振急得要撞墙。杨振刚二话不说，回家抱出那本皱巴巴的存折递到窗口：“先治人。”接着又挨家挨户奔走筹资，房子不到两个月重新抹灰上瓦。

县里给村支书核定的工资每年最少一百八十元，他四年一分未领。1989年5月，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会议，回乡当晚把一千元奖金交到村委会账上，只留通讯录作纪念。他笑着解释：“这是咱杨庄的面子钱，可不能塞我兜里。”

日子转眼到了1990年春。村里欠债全部还清，还给小学翻了新瓦，通往外界的沙石路也铺到镇口。500口人里，九成家里添置了收音机、缝纫机，再没人夜里潜到别人地里抠红薯。

不可否认，杨庄的改变离不开那本写满罚则的民约，更离不开一个残疾军人把抚恤金当启动资金，把亲情当试金石。有人开玩笑：“要是哪天杨庄再换书记，得先量量能不能有这么硬的骨头。”

1990年秋收，小学校门口竖起一块纪念碑，刻着四行字：杨庄脱贫，1986—1990；立规矩者，杨振刚。这块碑不高，也不算精致，却静静提醒后人：规矩先落地，财富才会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