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2月初，北京的寒风钻进军委大院。汇报完西北剿匪战况的王尚荣刚收起文件，贺龙把他喊到窗前，拍着他的臂膀：“课还没开，先回家转转吧，老人盼你。”一句朴实的话，把王尚荣的思绪瞬间拉回上一年的秋天。彼时，他在青海西宁与马家军周旋；千里之外，湖北石首调关镇的一个小鱼摊，却因为一张报纸炸开了锅。
1949年10月的江汉平原，稻谷刚入仓。镇区干部石志坚翻到《人民军队报》，在角落里看到“第一野战军副军长王尚荣”几个黑体字，一拍脑门：这名字和镇上卖鱼的老王常念叨的“尚寅”只差一个字。他提着报纸冲到河边，对正在洗鳝鱼的王光尧喊：“好消息！你儿子在青海当副司令啦！”老王愣了：“我家九斤叫王尚寅，不叫王尚荣呀？”十八年没见的儿子早已改名，父亲自然不知。石志坚想了想：“写信问问，总不误事。”
王光尧当天就收摊，找来能写几个大字的女婿熬夜伏案。昏暗的煤油灯旁，老人一边擦泪一边口述：“王司令员，报上见到您的名字，心里阵阵跳。若您就是调关王九斤，请回封信，乡亲们都盼您。”寥寥几句，却把父亲的忐忑写得淋漓。信寄出后，老王支起耳朵等邮差，大半个月枯坐鱼摊也不嫌冷。终于，西宁的回信到了：副司令员正是当年的九斤娃，只是革命路上改了名。信尾还加了一句：“孩儿想家，惟军务未竟，不敢私回。”
确认了音讯，父子俩面见的念头再也按捺不住。王光尧带着女婿，扛着一担莲藕干鱼，从长江码头上船，转汉口、郑州、宝鸡，再换窄轨小火车。初冬的黄土高原风沙刮脸，两人却踩着飞快的步子。到西宁那天，天空低沉，兵站门口一身尘土的父亲对岗哨只说了四个字：“找王副司令。”门岗先敬了个礼，随后赶紧通报。几分钟后，一位穿旧棉大衣的军人小跑出来，两眼直直地望着眼前花白头发的老人，重重叫了一声：“爸！”王光尧喉咙发紧，只拍儿子肩膀。短暂相聚不到半晌，王尚荣又回作战室排兵布阵，父亲望着走廊尽头的背影，嘴角却是笑的——那是自豪。
时间回到北京，贺龙的那句“回去看看”掷地有声。12月7日，王尚荣带妻子、孩子和两名工作人员坐长江客轮南下。调关码头的木栈道被挤得水泄不通，区干部高喊：“九斤回来了！”王光尧顾不得礼节，一把抱住儿子。王尚荣单膝跪地，长长叫了声“爸”。乡亲们把这幕看了又看，人人说“闯了大官却没改乡音。”
接下来的几天，王家老屋几乎成了免费食堂。门口扎着红旗，一边杀猪，一边支起大锅。警卫担心安全，人太多难以控制，王尚荣摆手：“都是父老，能进尽进。”他把青海带来的羊皮大衣分给叔伯，拿出一百元塞到母亲袖口：“天冷，您歇歇。”对普通农户来说，这已是一笔大钱。临行前，他脱下贴身的皮袄披在父亲肩头，说了句“留个念想。”这别离，谁也没想到竟是永诀。
1954年起，王尚荣在总参作战部常年奔波，各种地图堆满案头。1958年西藏边境局势紧张，他又是昼夜不息地调兵布阵。就是在那年夏末，石首的电报报来了噩耗：父亲洗澡时突发心疾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公务缠身，他只能回电让弟弟操办后事，并寄去一百五十元安葬费。军情紧急，无暇南归，这成了他心中所有愧疚最深的一笔。
1959年4月，作战部部长短暂抽身回乡祭父。抵家第一夜，他询问母亲细节，老人叹道：“你爸走得快，没受苦。”次日清晨，王尚荣带妻子步行至八里外罗盘山，手捧黄菊、燃香三炷，伏在新坟前低声啜泣：“父啊，儿回来了。”朴素的三字祭语，却比千言万语重。回程途中，一位族亲拉住他，央求安排个北京差事。王尚荣的回答干脆：“城里正精简，部里都限员，我弟弟都没能带去，真帮不上。”言辞虽硬，却是实情。
这一趟，他只在乡下待了五天，留给母亲些粮票和棉布，便再度启程。战友送他到江边，他站在船尾最后回望调关，水汽朦胧，乡音渐远。其实，他多想再陪母亲说几句贴心话，但部队催电催得紧，只能咬牙上船。随后十余年，他几乎没有再回过石首。对于王光尧而言，儿子把毕生精力投在新中国的疆场，家门口那杆早已褪色的红旗，就是最好的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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