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宰白鸭有多残忍？父母亲自陷害，审案员都于心不忍

光绪年间，一名年仅十四五岁的少年即将在河南镇平县刑场上问斩，围观百姓却惊讶于他的瘦弱惊恐，分明不像传闻中能打伤多人、劫财逃脱的盗贼。

少年哭喊着自己的真名，誓言清白，哭声传进了监斩官的耳里。

就在那一刻，监斩官忽然想起官场里的一个词，“宰白鸭”。

这是清代司法黑幕中最黑暗的一角，藏着无数无辜人的血泪冤屈，也是一出权力和金钱编织的恶毒大网。

究竟什么是宰白鸭？又有多残忍？

少年刑场

光绪元年，南阳镇平县大牢外的刑场上，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脚踩泥泞，一双双眼睛兴奋地盯着即将到来的好戏。

“听说这次要杀个狠角儿，劫了玉商，还伤了护院的人！”

“可不是么？县里说他恶贯满盈，秋后问斩。”

人群议论纷纷，谁也没发现押解的那名“犯人”竟不如他们所说的那般凶神恶煞。

他身着囚衣，瘦小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稚嫩的脸上沾满尘土泪痕，嘴里不停哭喊：

“冤枉啊！我不是胡体安，我是邓州王树汶，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什么都没做！”

十几岁的声音，在风中凄厉得如同受惊的幼鸟。

人群一时哑然，不少人开始交头接耳：

“这小子才多大？真能打得过那些护卫？你瞧他这副样子，像个杀人犯吗？”

少年被压上刑台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双膝瘫软地跪在地上，哆哆嗦嗦地不住磕头，声音沙哑：

“我是王树汶，邓州人，不是胡体安，他们……他们逼我承认的……我真的没做错事，我不想死，不想死啊！”

这一幕，落在监斩官孙大人的眼里，却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了脚。

他本是带着惯常心态来完成例行公事，毕竟像这样的问斩，年年有。

可眼前这“杀人犯”，实在太不像一个“杀人犯”了。

“这小子……几岁？”他开口问了随行的刑吏。

“回大人，看案卷是十七，但这娃模样……怕是不到十五。”

孙大人脸色微变，翻出案卷看了几眼，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案卷里写得清楚，“胡体安，镇平人，因夜入玉商府抢劫，打伤三人，被当场抓获”。

可眼前这个少年，皮肤苍白，手脚细瘦，双目满是恐惧，根本不像是能打得过大人，更别说护卫的模样。

“他说自己是王树汶？”孙大人沉声问道。

“是，说了很多次了，可也许是临死喊冤呢，大人别当真。”刑吏敷衍回道。

孙大人却缓缓直起身子，盯着那满脸泪痕、哭得近乎癫狂的少年，突然脑海里闪过一个词，“宰白鸭”。

“宰白鸭”，是他进京为官前在同僚酒席间听说过的词。

那些当年的隐秘旧案里，往往藏着无法见光的黑幕。

某些有钱有势的人犯了事，花钱请穷人家少年顶罪，代人赴死，就像是一只乖巧的白鸭，被牵上屠宰台，连挣扎都来不及。

“你，叫王树汶？”他突然走近几步。

少年抬起泪眼望向那位不怒自威的官员，猛地点头：

“是，是，小的真的是王树汶，邓州王家庄人！我是胡体安家里使唤的小童，他让我顶罪，说几日就会放我出去，还给我银子……可我、我……”

孙大人没有再犹豫，抬手止住了行刑官的动作：

“暂停行刑，此人可疑，押回牢中听审。”

当下场面一片哗然，有人鼓掌叫好，有人疑惑不解，但更多的人沉默着，目送那个瘦小的少年被重新押解回牢。

孙大人连夜书写急报，命人火速上报河南巡抚。

案情异常，少年所说的名字、出生地、与真正的胡体安年纪体貌的差距，实在不能忽视。

几日后，河南巡抚涂宗瀛亲自批示：

“此案疑点重重，关涉人命，务必详审，责令原审衙门全案重审。”

一纸命令，案情翻转。

命悬一线的少年，被命运从死亡边缘拉回，但这场曲折离奇、沉冤十年的翻案之路，才刚刚开始……

换名顶罪的家童

一切的源头，要从胡体安那场夜入豪门的行径说起。

镇平县的玉石商人王老掌柜，在这一带经营多年，家境殷实，人脉广阔，是地方上小有名气的人物。

可就在一个深夜，他的宅邸被人潜入，屋内的箱柜被人翻了个底朝天，值钱的玉器、银两尽数被洗劫一空，几名护院也被打得皮开肉绽。

闹到第二日一早，王掌柜亲自披衣奔赴县衙报案，质问县太爷：

“我家被劫如此之惨，大人若不能破案，是叫我百姓寒心哪！”

县衙自然不敢怠慢，连日派人查访，却查无实据，搜无头绪，王老掌柜心急如焚，托人走了些门路，竟然在饭桌上听来一句惊人之语：

“说不定，是你们衙门里的胡捕头干的。”

胡体安，镇平县衙的一名捕快，为人精明狡黠，是县太爷最倚重的能人。

白日里他办案，黑夜里却满街勾连，与赌坊、烟馆、甚至匪人都有往来。

王掌柜暗中打探，不久就得知了令他拍案惊奇的真相，这劫他家财物的贼，正是这个白天戴着官帽、夜里披着黑衣的胡捕头。

而更让人惊心的是，县衙上下，竟无一人不知这事，只是个个讳莫如深，不敢言说。

王掌柜怒火中烧，却也知道若仅凭一己之力告发胡体安，恐怕石沉大海。

于是他再度托人，上书至河南巡抚涂宗瀛。

涂宗瀛为官多年，铁面无私，素来痛恨冤狱。

他阅了折子后，当即勃然大怒，批令镇平县衙速速缉拿胡体安，严审此案。

这道命令，如惊雷炸响县衙，衙门里一众人等顿时如坐针毡，胡体安是他们的“挡箭牌”，又是“遮羞布”，一旦他被查，整座衙门都要撕开，谁也保不住。

于是，一场阴谋成形。

“把他抓了？除非我们都不想当官了！”

主簿在后堂冷冷一笑，“要紧的是，先把上头的交代应付过去。”

“那谁去顶罪？”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不敢吭声，最终，胡体安自荐出了一个稳妥人选，自己的家童，王树汶。

王树汶自幼被胡体安买入府中，跟着他端茶倒水，听喝使唤。

他生性温顺，从不顶嘴，有些木讷，倒也忠心。

此时胡体安召他进屋，语气温和地说道：“阿汶，有件事，要你帮我一个忙。”

王树汶一听是帮忙，忙点头称是，胡体安凑近他耳边，说了几句，王树汶脸色顿变：

“老爷……这、这要杀头的……”

“怕什么？”胡体安语气忽地变冷，“你是我家人，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这事成了，我许你五十两银子，还让你出去后自立门户，娶个老婆，安稳过一生。”

王树汶一时愣住。

“你只要进牢，认了罪，过几天老爷我就捞你出来，顶多吃点牢饭，不打你，不骂你，连审问都是走过场。”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根本不懂什么叫人性险恶。

他的世界是宅子、厨房、主子的笑脸和棍子，他不敢拒绝，也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只是点头如捣蒜地应下。

就这样，王树汶被换上囚服，名字被改成了胡体安，戴上枷锁，送进了暗无天日的牢房。

他想象的几天出狱，没来，主子许诺的不会受罪，也没来。

取而代之的是冷水泼身，冬夜冻醒，是狱卒的皮鞭，是不明所以的拷打。

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

而另一边，胡体安已然换了身份，潜逃外乡。

而镇平县衙的新任知县马翥，为了立威讨好上司，更是火速结案，将王树汶定为秋后问斩。

在牢里关了近两年，王树汶从未被告知过审判结果，直到某天他被唤出牢门，被押送往刑场。

他一路挣扎，一路大喊自己冤枉，才终于引来监斩官的注意，将他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可惜，这不过是拉开了一道缝，阳光未照进来，黑暗却已深如深渊。

翻案迷雾重重

“此案人命关天，即刻复审。”

涂宗瀛的亲笔批示一路火速送下，可惜，光亮再耀眼，也敌不过官场上的浓雾冷漠。

王树汶被监斩官从刑场带回牢中之后，原本以为已经逃出生天，可等待他的，不是清白被还、真凶落网，而是一个又一个来回打发、避重就轻的审讯。

镇平县衙的主簿最先接手复审，可他手一摸案卷就皱了眉：

这案子若真翻了，牵扯的岂只是胡体安一个？于是，他对外只说正在进一步核实证据。

三个月过去，无一字进展。

新任县令马翥上台，对于王树汶案，他表面说要彻查，实际干脆把案子顺水推舟，送到了上级南阳府。

南阳知府接到卷宗，初时还颇有几分正义之意。

但看着看着，他知道，如果案子翻了，前任知府、前县令乃至更多人都难逃牵连，难免溅自己一身。

思虑再三，他写了封折子，移交原籍审理，一句话，把烫手山芋抛向了邓州。

邓州县令朱光第接过这案子，已是光绪四年。

他一读案卷，脸色就变了，不仅是因为案子复杂，而是他在卷宗最后一页，看到了前任南阳知府任恺亲笔附注：

“此案原判确有依据，望勿再翻。”

朱光第为官素来清正，但清正归清正，仕途也要顾忌。

他最终决定，还是亲自调查一番，而事实真相如何，朱光第心中早已有数。

他知道自己如果继续往下查，背后会是一串不可撼动的权力链，但这案件，已经由不得他做主。

因为，就在此案落到邓州不久，惊动了朝廷。

光绪皇帝亲自批示：“命刑部彻查。”

消息传至南阳，任恺惊慌失措，他连夜写信，送至朱光第府上，朱光第不为所动。

可他不知道，另一边，新任河南巡抚李鹤年却已受任恺影响，决意维持原判。

他口口声声说：“从犯也要问罪。”将整个案件再度定调，意图草草了结。

案情拖至第五年，王树汶从少年变成了青年，脸上的稚气被鞭笞和饥寒磨成了麻木。

朝廷之上，一封封弹劾信接连飞入紫禁城，但案件依旧在“调查中”、“核查中”被层层推诿，仿佛这冤屈之人，只是一件麻烦的公文而已。

直到刑部尚书潘文琴登场，才让案情再起波澜。

但此刻，已过去整整九年，少年几度濒死，而那早已消失的胡体安，再无踪迹。

冷血交易

王树汶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被当成替罪羊，这门买卖，在清朝早已不是秘密。

“宰白鸭”，白鸭者，无罪之人也，因身贫志短，被迫认罪赴死，如同砧板之上待宰白鸭，翅膀未展，喉咙已割。

胡体安将王树汶推上刑场，不过是千百个“宰白鸭”故事中的一个缩影。

令人发指的是，这一切并非个案，而是整个封建体制下官场勾结的制度性产物。

在这个链条中，最上面是权力，像镇平县令、南阳知府、河南巡抚李鹤年，他们在权力的平衡中选择沉默甚至包庇，只为自保乌纱。

其次是金钱，胡体安用银子打通关系，用银子堵住嘴巴。

“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便做推磨鬼。”

这是封建时代百姓口中的至理名言，它不仅是绝望的嘲讽，更是社会运行的残酷现实。

最令人痛心的，是这制度早已浸透人心，连亲情都被腐蚀得面目全非。

资料中曾记载，福建漳州，一位父亲亲手把16岁的儿子卖给富家顶罪，收下十几两银子后，面对知府的追问，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儿就是犯人，该斩！”

原来，他早已把银子花光，若案子翻了，不仅银子还要吐出来，还得罪了富人和官府。

他宁愿儿子去死，也不能退钱。

这，就是“宰白鸭”最令人齿冷的真相，不仅是权贵与衙门在交易，甚至父母亲人也在“卖命”。

而这一切的源头，正是那个腐朽的王朝。

一个权力高于法律、银子胜于公道的朝代，怎么可能不诞生“宰白鸭”这种制度化的残酷？

又有多少王树汶，被匆匆地埋入荒草之下，从此湮没无闻？

直到十年后，风云变幻，才终于有人肯为王树汶一案彻底翻案，定他无罪。

可这迟来的正义，换得了他十年牢狱的痛苦吗？

这一切，在历史的注脚中，不过只是小字一行，但在那些“白鸭”的人生里，却是一生唯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