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怎么给自己“洗白”的？

01

1938年冬，这时候的中国，局势坏到了极点。

北平丢了，天津丢了，上海打了三个月绞肉机也丢了，紧接着是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然后徐州、广州、武汉相继沦陷。

国民政府一路狂奔，被人从沿海撵到了重庆的山沟沟里。

在这个时候，你要是走在重庆的街头，或者去某些高官的官邸里听一听，你会发现空气里弥漫着的不是抗战到底的决心，而是一种名为“绝望”的细菌。

当时的北大历史系教授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写的《国史大纲》，希望能够将中华民族的精神火种传承下去。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写道:“城市陷落，乡村亦难自保，中国千年文明恐毁于一旦。"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将沦为第二个印度”。

1937年陈登恪致信友人称：“举家南迁，书籍尽失，学问已无意义。”

林语堂出版《京华烟云》，借小说人物之口写道：“国之将亡，何处是桃源?

他在信件中更直言:“中国或许会消失，但文化能否幸存?”

百无一用是书生，要是用文人治国，早就举国投了。

蒋介石那段时间压力巨大，每晚在浴室洗澡的时候都要嚎叫。

在很多国民党高层、精英分子、知识分子的眼里，中国灭亡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甚至很多人都寄希望于以后得以复国。

这种细菌感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汪精卫。

汪精卫这个人，长得帅，文笔好，早年搞刺杀，那是响当当的热血青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两句诗不知道迷倒了多少民国少女。

但人是会变的，尤其是当他发现自己怎么折腾也斗不过那个光头委员长的时候，尤其是当他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像碾死蚂蚁一样碾压国军的时候，他怕了。

这不仅仅是怕死，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他觉得中国输定了，再打下去就是大家一起完蛋。

于是，在重庆上清寺的一栋豪宅里，经常聚着这么一帮人。

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

他们给自己的小团体起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低调俱乐部”。

这帮人每天干什么呢？

不是商量怎么打鬼子，而是聚在一起唉声叹气，比惨。

“今天前线又败了。”

“日本人的战车太厉害了。”

“再打下去，中华民族就要亡种灭族了。”

大家互相传播负能量，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越说越觉得只有投降——哦不，他们管这个叫“和平运动”——才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汪精卫坐在中间，听着这些话，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我要走，我要离开这个必死之地，我要去跟日本人谈谈，哪怕背上千古骂名，我也要当那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烈士”。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自以为悲壮地策划这一切时，有一双眼睛，正在暗处死死盯着他。

这双眼睛的主人，叫蒋介石。

在国民党里，没有什么秘密能瞒得过蒋介石，如果有，那是因为他不想知道。

而在这个时间点，负责帮他盯着所有人的，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戴笠。

按照常理，国民党二号人物要叛逃，这是天大的事。

戴笠应该立刻抓人，或者至少要把腿打断。

但事情的发展，诡异得让人不得不怀疑人生。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当时的重庆，是对外交通完全封锁的战时陪都。

普通老百姓要想出城，得盖好几个章，脱几层皮。

要想坐飞机？

那更是难如登天，必须要有蒋介石本人的手令。

汪精卫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大帮子人，拖家带口，还带着秘书保镖，大摇大摆的从重庆飞到了昆明。

落地昆明后，拥兵自重的“云南王”龙云甚至还给蒋介石发去了电报。

此时的蒋介石，依然有着充分的时间和手段将汪精卫扣下，或者至少阻止其出境。

但结果却是，汪精卫一行人再次起飞，顺利抵达越南河内，从此跳出了重庆政府的管辖范围。

这一连串的行动，蒋介石和戴笠不可能不知道，汪精卫顺顺利利的跑出国内，以至于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有诈。

后世有很多种说法，冯玉祥当时就认为，如果没有蒋的默许，汪精卫绝不可能插翅飞出重庆。冯玉祥甚至推测，这或许是蒋汪两人在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去试探日本人的底线。

这不仅仅是在国民党内部有如此猜测，就连日本人也对此心存芥蒂。

当时侵华日军中的少壮派军官们，在听闻汪精卫出逃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并非欣喜，而是警惕。

他们分析道：“汪精卫与蒋介石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决心的诡计！”

这种“双簧论”之所以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颇有市场，很大程度上源于汪精卫及其幕僚们极力构建的一套悲情叙事。

甚至有人翻出了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写给蒋介石的最后一封信。

在这封堪称绝笔的信中，汪精卫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这句话极具迷惑性。

纵观历史，主战派无论输赢一般都会青史留名，而主和派很容易会被骂成投降派、软骨头，而他汪精卫，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甘愿背负千夫所指的骂名，主动选择了那条艰难的、注定被唾骂的主和之路。

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们，把汪精卫包装成了一个主动跳火坑的殉道者。

为了配合这出戏，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也曾公开进行过一番解释。

据陈公博回忆，当年在离开重庆前，汪精卫曾对他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

汪精卫说，如果在重庆发表议和的观点，外界会误认为是重庆政府的态度，这会动摇军心，对政府不利。

但如果离开重庆，以在野之身的身份去谈，那就是他汪兆铭个人的观点。

这番话的潜台词更加露骨：如果我在外面跟日本人谈出了什么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到时候重庆政府就可以顺坡下驴，接受和平；如果谈崩了，或者条件太苛刻，那所有的罪名都由我汪兆铭一人承担，与重庆政府无关，与蒋介石无关。

啧啧，听听，多么高尚啊，为了保全国家和领袖，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以至于到现在这种观点依旧有一大批忠实拥趸，

这种将叛国行为改头换面，包装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确实具有极强的欺骗性。

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行为逻辑的深处，而非嘴皮子上的功夫。

汪精卫若真的如此体恤蒋介石，若真的如此在意国民政府的存亡，当年又何必从国外急匆匆赶回，处处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斗得不可开交？

这种“兄弟阋于墙”的戏码，他们在国民党内部上演了十几年，路人皆知。

汉奸们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将卑劣的动机赋予一个崇高的外壳。

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不过是用来掩盖其骨子里的软弱与投机。

蒋介石的权谋手段，向来以阴狠著称。再基于汪精卫出逃的种种疑点，后来有史学家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也更符合政治逻辑的观点：这是一场高段位的政治博弈，是一招狠辣的“借刀杀人”。

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是个麻烦。

这人在党内资历比他老，名望比他高，只要汪精卫在重庆一天，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就总觉得不那么稳当。

而且，汪精卫天天嚷嚷着要“和平”，这在抗战最吃紧最艰难的时候，有一个国民党元老天天在你眼皮子底下唱反调，简直就是动摇军心。

杀了他？不行，那是孙中山的总理遗嘱起草人，汪精卫虽然党争输了，但威望太高，杀了他会引起党内大乱。

关了他？也不行，那显得自己这个领袖睚眦必报没气度，要脸。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作死。

蒋介石太了解汪精卫了。

他知道汪精卫性格里的软弱和虚荣，也知道日本人那贪得无厌的德行。

蒋介石大概在心里盘算过：你汪精卫不是想去求和吗？你去吧。如果你真能谈出一个对中国有利的条件（虽然这几乎不可能），那我蒋某人可以顺水推舟；如果你谈崩了，变成了汉奸，那你就在政治上彻底自杀，再也威胁不到我了。

哪怕你真的就是出去讲学，那也好，别在我眼皮子底下天天散播投降思想，拉着一大帮子昔日军阀搞抗战容易吗？

所以，蒋介石觉得，无论汪精卫怎么选，自己都稳赚不赔。

那时候蒋介石可能没有考虑到一点，汪精卫他真的敢彻底当狗，而且给抗战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02

汪精卫到了昆明，并没有立刻去越南，而是和龙云聊了很久。

具体聊了什么，史料记载很模糊，但大意无非是忽悠龙云一起搞“和平运动”。

龙云没答应，也没拒绝，但他做了一件事——发电报给蒋介石。

电报的内容很直白：汪先生在我这，说要去越南讲学，放不放？

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拦截汪精卫的机会。只要他回电说一个“扣”字，龙云绝对不敢放人。

然而，蒋介石的回电再次展现了他的“微操”艺术。

电报里云山雾罩，大概意思是：汪先生要去讲学，那就去吧，注意安全，还要把护照给人家办好。

龙云一看，得，既然你老蒋都不急，我急什么？

放行。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等人登上了飞往越南河内的飞机。

到了河内，汪精卫终于撕下了最后的伪装。

仅仅十天后，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了那封著名的“艳电”（因为韵目代日，二十九日的代号是“艳”）。

在这封电报里，他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主张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为基础，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

这那是什么和平谈判？

这分明就是跪地求饶的投名状！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

老百姓炸锅了，前线的战士们气得要把枪管捏碎。大家都在拼命流血，你个浓眉大眼的副总裁居然投敌了？

而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看着手里的报纸，又气又惊喜。

气的是，他是万万没想到，汪精卫居然这么没底线，好歹也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风风雨雨几十年过来的，就算搞什么妥协和平，也不能这样跪下彻底当狗啊。

蒋介石无法容忍这种公然的背叛，他立刻下令军统河内刺汪，但那次刺杀出了失误，误杀了汪精卫最亲信的秘书曾仲鸣，那次刺杀彻底斩断了汪精卫所有的回头路。

喜的是，蒋介石知道，汪精卫彻底完了，永世不得翻身。

政治上的汪精卫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叫做“汉奸”的行尸走肉。

而他蒋介石，成了唯一的抗战领袖。

但故事才刚刚开始。

汪精卫以为自己能和日本人谈出个“对等”的和平，他以为自己能利用日本人。

他幻想，只要自己振臂一呼，那些曾经与他关系匪浅的地方实力派，比如广东的张发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潘文华等人，都会群起响应，拥护他建立一个与重庆抗衡的“和平政府”。

这样一来，他就能在日军占领区之外，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就能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不是做一个纯粹的傀儡。

这是一个美好的计划。

可惜，现实，再一次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他叛逃的消息传出后，他所期望的“群起响应”的场面，根本没有出现。

那些曾经与他称兄道弟的将领们，全都选择了沉默，按兵不动。

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分得清是非。

更让他心寒的是，就连他自己阵营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一直被他视为心腹的顾孟余、彭学沛、张道藩等人，都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拒绝跟他走。

众叛亲离。

此时的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输光了底裤的赌徒。

众叛亲离的现实，让他彻底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和日本人抗衡。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完全按照日本人的剧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这个角色，叫傀儡。

1939年12月，上海，虹口。

汪精卫方面与日本政府，就成立“新政府”的细节，进行最后的谈判。

日方拿-出了一份拟好的文件，名叫《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

这份文件，比之前在河内达成的秘密约定，条件更为苛刻，内容更为露骨。

它不仅要求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全面附属于日本，甚至连“新政府”里该用哪些人，都要由日方来决定。

但他太天真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弱者的“以为”就是个笑话。

在上海有一个叫“重光堂”的地方，一场更为肮脏、更为绝望的交易，正在等着这帮“聪明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路是不能走的，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后面就由不得你了。

这就好比年轻女子去夜店，一开始可能只是打打下手喝个酒，再然后是坐台，再然后可能就彻底放飞自我。

一边甘愿堕落的同时，一边还会安慰自己，说什么“笑贫不笑娼”“有钱就是爷”之类的话语。

汪精卫跑了，带着他的“和平救国”大梦去了河内。但在他之前，其实早就有人替他去探过路了。

这个人叫高宗武。

高宗武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年轻，才三十出头，已经是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

这人有个特点，就是自信，或者说，自负。

他觉得自己是搞外交的天才，尤其懂日本。

在他看来，中日之间打得头破血流完全是误会，只要他出马，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定能让日本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起初，他其实是帮蒋介石跑腿的。

早在1938年初，高宗武就神神秘秘地去了香港，后来又溜到了日本。

那时候蒋介石也想知道，日本人到底想要什么？

底线在哪？

是不是真的非灭了中国不可？

于是，高宗武就去了。他带着一种“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觉得自己像个孤胆英雄。

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

到了日本，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日本人冷冰冰的脸。日本人的态度很明确：

第一，我们不跟蒋介石谈，让他下野。

第二，我们要找个听话的，比如，那个叫汪精卫的看起来不错。

这就很尴尬了。

高宗武本来是想去当说客，结果被人反向洗脑了。

日本人给他画了一个大饼，说什么只要蒋介石下台，只要中国愿意合作，大家就可以一起搞“大东亚共荣”，不用打仗，还能发财。

高宗武动摇了。

这就好比一个人走进赌场，本来是去劝赌鬼回家的，结果庄家告诉他：“兄弟，我看你骨骼清奇，跟我混吧，保你赢钱。”

于是，这个人不仅没劝回赌鬼，自己反而坐上了赌桌。

高宗武回到重庆后，不敢把“蒋介石下野”这话直接告诉老蒋（那是找死），但他却把这些话偷偷告诉了汪精卫。

汪精卫一听，眼睛亮了。

日本人点名要我？

这说明我有价值啊！

这说明我是和平的关键啊！

于是，这两位“聪明人”一拍即合。高宗武觉得自己找到了明主，汪精卫觉得自己找到了出路。

如果说高宗武是跑腿的，那么陶希圣就是那个负责给这事儿“美颜”的。

陶希圣是谁？

那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北大教授，《食货》杂志的主编。

汪精卫虽然想投降，但他毕竟是个文化人，要面子。

你不能让他直接说：“皇军别打了，我服了。”

这也太难听了。

于是，任务交给了陶希圣：你得给我整出一套理论来，要显得高大上，要显得我们不仅不是汉奸，反而是救国救民的大英雄。

陶希圣不负众望，搞出了一套惊天地泣鬼神的“曲线救国论”。

这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打，是打不过的，再打就是玉石俱焚，是不负责任。

那怎么办呢？

要“和平”。

但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们要忍辱负重，要跟日本人周旋。

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在跟日本人合作，但其实我们是在保存国家的元气。

等到将来国际局势变了，我们再翻身。

听听，多感人。

按照这个逻辑，投降不叫投降，叫“迂回作战”；

当汉奸不叫当汉奸，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们把怯懦包装成了悲壮，把卖国包装成了救国。

这就好比一个人要把家里的东西送给强盗，还非要说自己是在感化强盗，是在做慈善。

这帮人在上海的日租界里，在那些灯红酒绿的高级公寓里，天天就研究这些东西。

他们互相洗脑，互相吹捧，最后连自己都信了。

人最可怕的，不是骗别人，而是骗自己。

当他们骗自己到了深信不疑的地步时，良心这种东西，就再也感觉不到痛了。

理论准备好了，心理建设也做好了，接下来就是实质性的接触了。

1939年12月，上海虹口重光堂。

这里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处秘密据点。

汪精卫方面与日本政府，就成立“新政府”的细节，进行最后的谈判。

代表汪精卫去谈判的，是高宗武和梅思平。梅思平也是汪精卫的心腹，后来著名的汉奸之一。

坐在他们对面的，是日本特务头子影佐祯昭。

影佐祯昭是个老狐狸，也是个操纵傀儡的高手。他看着眼前这两个中国人，就像看着两只待宰的肥羊。

谈判开始了。

高宗武和梅思平一开始还想端着点架子，想跟日本人谈条件。比如，日军要撤兵啊，要尊重中国主权啊，不要干涉内政啊。

影佐祯昭笑了，笑得很温和，但眼神里透着寒光。

他抛出了一些诱饵，比如“日本不要求赔款”、“不割让领土”之类的空头支票。

这两人一听，觉得日本人还挺够意思嘛！

你看，不用赔钱，不用割地，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和平吗？

但他们忘了最重要的一点：解释权归日本人所有。

什么叫不割让领土？承认满洲国独立算不算割让？

什么叫不干涉内政？让你聘请日本顾问、让日军驻扎防共算不算干涉？

在影佐祯昭的步步紧逼和威逼利诱下，高宗武和梅思平的底线一步步后退。

他们就像两个蹩脚的赌徒，手里没牌，却想赢庄家的钱，结果连裤衩都输进去了。

最终，一份名为《日华协议记录》的东西诞生了。

它不仅要求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全面附属于日本，甚至连“新政府”里该用哪些人，都要由日方来决定。

这就是后来汪日密约的雏形。

当他们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签下的是和平契约，实际上，那是卖身契。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很开心吗？

也不全是。

高宗武虽然走上了这条路，但他毕竟年轻，还有那么一点点残存的羞耻心。

随着谈判的深入，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日本人的胃口太大了，那张嘴像是无底洞，填不满的。

有一天深夜，在一次酒局之后。

桌上摆满了精致的日式料理，清酒的香气在房间里飘荡。但在高宗武眼里，这些生鱼片红得像血。

他喝多了。酒精是个好东西，它能让人麻醉，也能让人清醒。

高宗武突然把手里的酒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啪”的一声，碎片四溅。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

他红着眼睛，死死盯着对面的周佛海，吼了一句：“我们究竟是在救国，还是在给日本人当看门狗？！”

这一问，振聋发聩。

周佛海正在夹菜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他是这帮人里野心最大的，也是最清醒的坏人。

他不像汪精卫那么矫情，也不像高宗武那么纠结。

他就是要权力，就是要荣华富贵。

周佛海慢条斯理地把菜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然后冷冷地看着高宗武，说出了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宗武啊，你还是太年轻。你要知道，只有活下来的狗，才有机会咬死主人。死了的英雄，那就是一堆烂肉。”

高宗武愣住了。

他看着周佛海那张毫无波澜的脸，突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已经彻底烂透了，烂到了根里。

而他，或许还没烂完。

那一刻，一颗反水的种子，在高宗武的心里悄悄发了芽。

03

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这地方现在叫万航渡路435号。

如果你现在去，可能只能看到普通的学校或者建筑，但在当年，这里是比阎罗殿还可怕的地方。

这是汪伪特工总部的老巢，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

而汪精卫的“宏图大业”，就是在这个阴森森的背景下展开的。

到了1939年底，汪精卫终于觉得自己要“修成正果”了。

日本人那边松口了，说可以签条约了，签了字，你就是国民政府的“正统”，你就能还到南京，去坐那把交椅。

汪精卫很高兴，但他显然高兴得太早了。

当那份厚厚的文件摆在桌面上时，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这份文件叫《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名字听起来挺客气，又是“调整”又是“新关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两国建交公报。

但只要翻开一看，那就是满纸的“吃人”二字。

承认“满洲国”？这只是开胃菜。

让日本人在华北驻兵？这是基本盘。

共同开发资源？那是明抢。

它不仅要求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全面附属于日本，甚至连“新政府”里该用哪些人，都要由日方来决定。

这哪里是条约？

这分明是把中国打包成一个精美的礼盒，双手奉上，还贴心地系上一个蝴蝶结，对日本人说：“太君，您慢用。”

汪伪方面的代表陈公博，在看了这份文件后，都忍不住对日本代表影佐祯昭说：“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

影佐祯昭倒也坦诚，皮笑肉不笑地回答：“截至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陈公博立刻将此话报告给了汪精卫，希望他能慎重考虑，悬崖勒马。

然而，对于已经无路可退的汪精卫来说，他还有选择吗？

他听完报告，脸色铁青，忿然说道：“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这是一句多么苍白无力的话。

他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却还要说出来，这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一种对自己最后一点可怜自尊的维护。

汪精卫看没看懂？

他当然看懂了。

12月30日，签约的日子到了。

据说，在拿起笔的那一刻，汪精卫的手在发抖。

他极为悲愤地对身边的人说：“他们要我签，我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

这句话，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哀和无力感。他似乎想告诉世人，也想告诉自己，他不是在卖国，因为这个国家，凭他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卖不掉。

这是一种何其荒谬的自我辩解。

他就像一个已经在赌桌上输红了眼的赌徒，为了翻本，为了那个所谓的“元首”虚名，他闭着眼睛，颤抖着手，签了字。

他以为只要签了字，就能换来日本人的支持，就能和重庆那位蒋委员长分庭抗礼。

但他不知道，在他身后的阴影里，有两个人的冷汗已经湿透了后背。

这两个人，就是高宗武和陶希圣。

高宗武和陶希圣虽然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会员，虽然也跟着汪精卫跑到了上海，但他们还没疯。

他们是想搞“和平”，是想“曲线救国”，但他们的底线是：国还得是国，家还得是家。

可是看着这份《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两人彻底崩溃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和平”，这是彻彻底底的灭亡。

如果这也叫救国，那秦桧都能从坟墓里跳出来喊冤，说自己是民族英雄。

尤其是高宗武，他去日本谈过判，他知道日本人的贪婪，但他没想到日本人能贪婪到这个地步。

更让他寒心的是，汪精卫居然真的答应了。

恐惧，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们。

一方面是良心的谴责。他们是读书人，是要脸的。

签了这个字，以后在史书上，他们就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子子孙孙都要被人戳脊梁骨。

另一方面是生存的恐惧。

这里是上海，是76号特务的地盘。

如果他们敢说半个“不”字，哪怕只是皱一下眉头，可能第二天就会莫名其妙地消失在黄浦江里。

走，还是留？

留下来，荣华富贵，但遗臭万年。

走，前途未卜，搞不好就是粉身碎骨。

在这个关键时刻，高宗武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让他从一个预备役汉奸，变成了一个让日本人恨之入骨的“炸弹人”。

因为他不仅要走，还要带点东西走。

这是一场现实版的谍战大片。

签约前夕，文件被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核心人员能接触。

日本人防范很严，汪精卫那边也盯得很紧。

高宗武利用自己是谈判核心人员的身份，找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天，机要室里暂时没人，但窗外就是日本巡逻兵的皮靴声，“咔嚓、咔嚓”，每一步都像踩在他的心口上。

高宗武的手在发抖。

这不是形容词，是真的在抖。他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微型相机把这些条款拍下来。

他掏出相机，调整焦距，对准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咔嚓”——那是快门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听起来像打雷。

他屏住呼吸，耳朵竖得像兔子一样，听着门外的动静。

没有人进来。

他继续翻页，继续拍。每一张照片，都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铁证；每一张照片，也是将来把汪精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钉子。

拍完最后一张，他迅速把相机收好，把文件复原。

就在他刚刚做完这一切的时候，门把手转动了。

进来的是一个日本军官。

高宗武强作镇定，微笑着打了个招呼，甚至还闲聊了两句天气。

没人知道，那一刻他的内衣已经完全湿透了。

回去之后，他把胶卷冲洗出来，又偷偷抄录了一份副本。

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这份要命的副本缝在了自己风衣的夹层里。

炸药包准备好了，现在，只差导火索，和一条逃生通道。

在上海滩想跑路，不拜码头是不行的。

虽然特务横行，但上海滩还有一股势力，那是连日本人都得给几分面子的——青帮。

高宗武和陶希圣想到了杜月笙。

杜月笙虽然是黑帮老大，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这人拎得清。他早就去了香港，但他在上海的徒子徒孙遍地都是。

高、陶二人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了杜月笙的人。

对方很痛快：想走？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940年1月初，机会来了。

高宗武和陶希圣对汪精卫说，我们要去香港办点事，搞搞宣传，拉拢一下人心。

汪精卫虽然有点疑心，但转念一想，这两个人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又是谈判功臣，应该不会背叛。

再加上这两人把家眷都留在了上海（其实是陶希圣留了一部分，做了个假象），汪精卫也就放松了警惕。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杜月笙门徒的掩护下，两人避开了特务的眼线，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

当轮船的汽笛声响起，看着渐渐远去的上海滩，看着那笼罩在夜色中的城市，两人长出了一口气。

他们知道，他们活下来了。

他们也知道，一场针对汪精卫的超级风暴，即将刮起。

1940年1月22日，香港。

这一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汪精卫来说，是世界末日。

当天的《大公报》，头版，用醒目的黑体大字刊登了一则重磅新闻。

标题大概意思是：揭露汪日密约的真相！

高宗武和陶希圣联名，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全文，以及附件，连同照片，一股脑儿全给捅了出去。

这一下子，全中国炸了，全世界也炸了。

原本汪精卫还在那忽悠，说我是为了和平，我是为了主权，日本人对我很好的。

现在好了，白纸黑字，证据确凿。

汪精卫集团卖国的每一个细节，都赤裸裸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大家一看，好家伙，这哪是和平协议曲线救国，这简直就是卖身契！所有的谎言和伪装，都被撕得粉碎。

连那个傀儡皇帝溥仪看了估计都得摇头，说你汪精卫卖得比我还彻底。

舆论的唾沫星子瞬间汇成了大海，把汪精卫淹没了。

此时的汪精卫在哪里呢？

他在青岛，正准备和日本人搞那个所谓的“青岛会议”，商量伪政府成立的具体事宜。

当秘书战战兢兢地把这份《大公报》递到他手里时，汪精卫的反应很精彩。

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破口大骂。

他只是看了一眼，然后整个人就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样，瘫坐在地上。

据说，他在之后的整整两天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想辩解，但证据太硬了；他想反击，但高陶二人已经到了安全地带。

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致命一击，打得晕头转向。

他慌忙发表谈话，公开否认此事，声称“高、陶两人所发表完全出于向壁虚造”。

但这种苍白的解释，已经毫无意义了。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精心编织的“救国”画皮，被当众撕得粉碎，露出里面那个丑陋不堪的汉奸灵魂。

这就是历史的讽刺。

你想玩弄历史，最后一定会被历史玩弄。

你想出卖国家，最后一定会被国家抛弃。

高宗武和陶希圣的这一击，虽然没有在军事上消灭汪伪政权，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已经给汪精卫判了死刑。

从此以后，汪精卫不仅仅是汉奸，还是一个被扒光了底裤、赤裸裸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小丑。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对于汪精卫这样的“汉奸精英”来说，即便遮羞布没了，他依然有一套能够自我催眠的逻辑闭环。

而这套逻辑，才是当时中国抗战面临的最大精神毒药。

04

抗日战争打到相持阶段，出现了一个非常奇葩，甚至可以说极其荒诞的现象。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主要有三股势力：想灭亡中国的日本人，躲在重庆的蒋介石，还有那个刚刚在南京粉墨登场的汪精卫伪政府。

按理说，这三家应该是三国演义，打成一锅粥才对。

蒋介石恨汪精卫，因为汪抢了他的位置，还是个汉奸；

汪精卫恨蒋介石，因为蒋挡了他的路，还不肯投降；

日本人则是看谁都不顺眼，想把大家都吞了。

但是，如果你仔细翻翻那一时期的战报，你会发现一件让人头皮发麻的事情：这三个死对头，在某一件事情上，竟然达成了惊人的默契。

这件事就是——打八路军。

这听起来很扯淡，但这就是事实。

你看日本人，冈村宁次那个老鬼子上台后，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那是越来越客气，甚至还搞搞诱降，喝喝茶；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是咬牙切齿，三天一小扫，五天一大扫，实行“三光政策”，恨不得把八路军连根拔起。

再看汪精卫，这哥们儿当了汉奸后，正经事没干多少，“清乡”倒是搞得很起劲。他的伪军不去打重庆的国军，专门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去祸害新四军和游击队。

最后看蒋介石，嘴上喊着抗日，私底下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不久之后搞出来的那个“皖南事变”，就是典型的“借刀杀人”，甚至可以说是亲自动手杀人。

为什么？

这不得不提汪精卫这位“汉奸精英”了，

如果说王克敏、梁鸿志这种低级汉奸，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当个日本人的橡皮图章，那么汪精卫这伙人，无疑是汉奸中的“理论派精英”。

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出卖了多少土地，而在于他们试图从理论高度上，把“卖国”这一卑劣行径，论证为一种高尚的、负责任的“救国”行为。

汪精卫在多次公开演讲中，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在此存亡危急的关头，兄弟所要说的，只有几句话，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如果人人不说老实话，人人不负责任的结果，除了亡国，还有哪一条路？”

他口中所谓的“老实话”是什么呢？

剥开那些华丽的修辞，其实质就是赤裸裸的投降主义：敌人太强大了，中国太落后了，硬打是打不过的。凡是大谈持久战、主张抵抗到底的，都是在唱高调，是不负责任，是把国家往火坑里推。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好不惨烈！”

既然硬打是“不负责任”，那什么才是“负责任”呢？

汪精卫给出的答案是——“曲线救国”。

哪怕是现在读来，这套理论依然让人感到一种精致的荒谬。

他说：“通过与日本人周旋讲和，暂时吃点亏，赢得后发之救国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先跪下来当孙子，把主权、领土都让出去，等将来实力强了，再把场子找回来。

为了让这套逻辑能够自圆其说，汪精卫甚至不惜重新定义“敌人”和“朋友”。

在他眼里，正在屠杀中国同胞的日本，竟然成了“兄弟之邦”。他鼓吹“大亚洲主义”，宣称“亚洲是我们的家庭”，中日双方应该“相互帮助，相互合作，来复兴我们的家庭”。

为此，他甚至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什么“使共产主义不能流毒于中国，不能流毒于东亚，这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

按照这个逻辑，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不是敌人，反而是帮手；而真正阻碍“亚洲家庭”团结的，反而是那个坚持抗战到底的延安。

这种论调，是不是听着很耳熟？

在经典抗战剧《亮剑》里，有一个情节完美复刻了这种汉奸心态。

当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钧企图反水投敌时，面对楚云飞的质问，他也是振振有词。

他搬出了吴三桂，搬出了“曲线救国”，说什么“咱们先拿了小鬼子的装备，扩充实力，等时机成熟了，再反了他娘的”。

钱伯钧说这话时，满脸都是那种“我是为了大局考虑”的悲壮感。

如果不是楚云飞一枪毙了他，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要去日军内部搞潜伏呢。

然而，楚云飞的一句话就撕碎了这层画皮：“你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

是的，无论汪精卫把理论编织得多么天花乱坠，无论他用了多少哲学词汇来修饰，其本质依然是那个最古老、最肮脏的逻辑——利益交换。

他所谓的“忍辱负重”，不过是用国家的根本利益，去换取自己在日本人卵翼下的那一点点残羹冷炙和所谓的“领袖地位”。

但为什么在当时，蒋介石、汪精卫，甚至日本人，这三方势力最终都把矛头指向了八路军？

因为这不仅仅是军事冲突，更是因为阶级立场和战略底色的根本不同。

蒋介石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抗战带有极强的妥协性。他想打，是因为日本动了他的地盘；他想和，是因为他怕拼光了自己的家底。

所以，他才会搞出“陶德曼调停”，才会派高宗武去探路，才会对汪精卫的出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的抗日，是一种“以战促谈”的生意逻辑，如果打仗利益高那就打，如果和谈利益高那就和谈。

汪精卫则更进一步，他代表的是那部分已经被吓破了胆、只想保住既得利益的投降派。他的逻辑是彻底跪下的生存逻辑。

而延安呢？

延安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是广大工农大众的利益。

对于他们来说，身后没有退路，也没有任何可以拿来做交易的筹码。

除了抗战到底，别无他选。这种绝不妥协、不死不休的抗战意志，才是日本人最恐惧的东西，也是让那些想搞“曲线救国”以及想和谈的人感到如芒在背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如此，当抗战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当重庆和南京都在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时，只有延安，像一颗钉子一样死死钉在敌后，成为了所有妥协派眼中的“异类”和“眼中钉”。

因为这三家虽然互相算计，但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那帮在山沟沟里啃窝窝头、穿补丁衣服的人，才是最难缠的对手，才是真正想跟日本人死磕到底的人。

这就好比三个强盗在分赃，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如果旁边站着一个正义的警察，他们一定会先联手把警察干掉。

在这个诡异的牌局里，延安，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

面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一般人早就慌了。

但延安的那位教员，他没慌，他目光早已看到了事情的本质。

1940年2月，就在汪精卫准备在那份卖国条约上签字画押，准备粉墨登场的时候，延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讨汪大会”。

在那次大会上，教员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只是单纯地骂娘，他做了一番极其深刻的分析。

他说：“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

这句话，一针见血。

教员看得很清楚，日本人为什么要扶持汪精卫？不仅仅是因为缺个傀儡，更是为了分裂中国的抗日阵营。

日本人知道，国民党是可以收买的，是可以妥协的，唯独共产党，是买不通、吓不倒的。

所以，日本人和汪精卫这一出双簧，演给谁看？

演给蒋介石看，演给中间派看，目的就是把水搅浑，让中国自己人打自己人，最好是让国民党和共产党火拼，日本人好坐收渔利。

教员站在台上，指着南方的方向，痛骂汪精卫：“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跪倒在日本面前，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这不仅仅是骂，这是宣战书。

就在所有人都还在迷茫，还在被“曲线救国”的鬼话忽悠的时候，延安的灯火，照亮了黑暗。

他告诉全中国的人：别信那帮骗子，想活命，想救国，只有一条路——打到底！

如果我们在历史的长河里装一个摄像机，来个平行蒙太奇，你会看到两幅截然不同，却又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

画面一：南京，1940年3月。

这一天，阴雨绵绵。南京城里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汪精卫终于圆了他的梦，在这个曾经被日军屠城的城市里，举行了“国民政府”的还都仪式。

但这个仪式，怎么看怎么像是丧事喜办。

汪精卫穿着礼服，站在台上，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台下站着的，是一群穿着黄呢子大衣的日本军官，还有一群点头哈腰的汉奸。

汪精卫在笑，但他的眼神是飘忽的。他看着那一面面挂着黄色布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汪伪政权特意加了黄条以示区别），心里不知道是不是在滴血。

他向日本顾问鞠躬，向“皇军”致敬。而在警戒线外，南京的老百姓冷漠地看着这一切，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仇恨。

那是一种死气沉沉的繁华，是涂脂抹粉的尸体。

画面二：延安，同一时间。

这里没有礼服，没有大背头，也没有日本顾问。这里只有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和黑乎乎的窑洞。

但是在窑洞里，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教员正在奋笔疾书。

他在写《论持久战》的批注，他在思考中国的未来。

他的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那是智慧流动的声音。

窗外，一群穿着破旧军装的年轻战士，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训练。

他们围坐在一起，有人拉起了二胡，有人高声唱起了那首激昂的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歌声粗犷，甚至有点跑调，但那股子精气神，能把天灵盖给掀翻。

一边是出卖灵魂换来的虚假权位，一边是忍饥挨饿却挺直脊梁的抗争。

哪边是腐朽，哪边是新生？哪边是黑暗，哪边是光明？

不用懂什么大道理，只要看一眼这两个画面，答案就在你心里。

故事讲到这里，结局其实已经注定了。

历史是很公平的，它不会因为你借口找得好听，就饶过你。

汪精卫，这个曾经的“屠龙少年”，最终变成了恶龙的走狗。他在南京的那个伪政府里，当了几年的“儿皇帝”，受尽了日本人的夹板气。

临死前，至于汪精卫在弥留之际，预感到日本即将战败之后的他写了一首《自嘲》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1944年11月10日，61岁的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

他死后被埋在南京梅花山，梅花山，风景秀丽，暗香浮动，还特意用了几吨水泥浇灌，怕被人挖坟。

他或许以为，自己可以就此长眠，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结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人用炸药直接把墓给炸开了，尸体烧成灰，随便找个水坑给扬了。

想流芳百世？没门。

想入土为安？做梦。

至于高宗武，他虽然反水立了功，但毕竟当过汉奸，心里有愧。他跑到了美国，隐姓埋名，炒了一辈子股票，再也没碰过政治。

陶希圣呢，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蒋介石身边，继续当他的御用文人，写文章骂骂共产党，试图在纸面上找回一点面子。

这就不得不让人细思极恐：高宗武和陶希圣，究竟是良心发现的迷途羔羊，还是蒋介石多年前就埋在汪精卫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而那个在窑洞里点着油灯，那个被三方势力围剿的延安，最后怎么样了呢？

那些唱着《黄河大合唱》的战士们，那些在敌后战场上用血肉之躯硬扛坦克大炮的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从几万人变成了几百万人，他们把日本人赶走了，最后把蒋介石也赶到了那个小岛上。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当你汪精卫在给日本人鞠躬的时候，共产党人在为了保护老百姓流血；

当你蒋介石在搞“攘外必先安内”的时候，共产党人在敌后根据地搞减租减息，让农民吃饱饭。

所谓的“中流砥柱”，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写文章吹出来的。

那是在滔天巨浪里，当所有人都想随波逐流，甚至想给浪头跪下的时候，那个死死钉在河床里，任凭风吹雨打也绝不动摇的定海神针。

这，就是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