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拼命分田，1982年河北死保公社，这两位省委书记到底谁做对了？

01

“必须把这个公社拆了，这是大势所趋！”

1982年的寒冬，河北大地上一片萧瑟，但晋县周家庄的公社大院里却吵翻了天。几个县里的干部指着公社书记雷金河的鼻子，那架势恨不得立马把公社的牌子给摘下来。那时候，全国上下的风向标就是“分田”，安徽小岗村的经验已经成了金科玉律，谁不分田，谁就是脑子不开窍，谁就是跟中央的一号文件对着干。

可这雷金河也是个硬茬，他把脖子一梗，手里攥着一份厚厚的名单，那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红手印。老头子就认一个死理：我们周家庄这几年集体干得好好的，粮食堆得仓库都放不下，凭什么非要为了“赶时髦”把家给散了？

这事儿很快就捅到了河北省委。

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李尔重，正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窗外的枯树发愁。一边是中央雷厉风行的改革指令，要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边是底下这个倔得像头驴一样的公社书记，带着三千多户农民请愿“不分家”。这要是换个只想保乌纱帽的官，大笔一挥，按政策办，拆了也就拆了，谁也挑不出毛病。

但李尔重没这么干。他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吩咐秘书备车，他要亲自去那个“钉子户”周家庄看一看。这一去，不仅保住了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关于“实事求是”的传奇佳话。

说起这事儿，咱们还得把时间条往回拉一拉，看看这股“分田”的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这事儿的源头，得从另一位封疆大吏——万里说起。

02

1977年6月，万里被派到了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

那时候的安徽，穷得简直让人不敢看。万里刚上任那会儿，也没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直接就钻进了农村。这一看不要紧，老爷子的心里像是被刀扎了一样难受。在淮北的一些村子里，老百姓住的是破草棚，那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很多家里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谁出门谁穿，剩下的只能窝在被窝里。

看到这些，万里这个山东汉子，眼眶子都红了。他也不说什么官话套话，就觉得这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那时候农村还是搞“大锅饭”，上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杂草长得比苗还高。

这哪是种地啊，这分明就是在耗日子。

到了1978年，安徽又遭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这下子更是雪上加霜，眼瞅着连饭都要吃不上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实在是饿怕了。那个冬天的晚上，这几个人凑在一间破草屋里，在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他们约定把地分到户，单干！要是坐牢，大伙儿一起把孩子养大。

这事儿在当时，那就是把天捅了个窟窿。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里耳朵里。那时候政治空气还紧得很，这种“包产到户”很容易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底下的干部都吓得哆嗦，不知道该怎么办。万里听完汇报，把桌子一拍，直接撂下了一句硬话。他的意思很明白：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这罪他来受，这责任他来扛！

有了省委书记撑腰，安徽的改革就像开了闸的洪水。

到了1979年秋天，小岗村的大包干显灵了。那一年的粮食产量，竟然是前十几年总和还要多。老百姓看着自家缸里满满当当的粮食，那是真哭啊。这一下子，安徽农村活过来了，“要吃米，找万里”的顺口溜，在老百姓嘴里传得飞快。

万里在安徽的这几年，那是真刀真枪地干。他顶住了多大的压力，咱们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时候经常有上面的大人物来检查，指责这是倒退。但万里就认准了一条：老百姓的肚子是实实在在的，你理论说得再好，老百姓饿肚子那就是不行。

他这一把火，把中国农村改革的大门给烧开了。中央看着安徽的效果这么好，到了1980年、1981年，文件一个接一个下，意思很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全国推广！

03

这风向一转，全国各地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

到了1982年，这股风刮到了河北。那时候的形势是，谁分得快，谁就是思想解放；谁要是还在搞集体，那就是思想僵化，是阻碍改革的绊脚石。各地的公社像雪崩一样解体，生产队变成了村民小组，牛马农具也都作价分给了各家各户。

可就在这片“分”的浪潮中，晋县的周家庄公社显得格格不入。

周家庄的书记雷金河，是个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他这个人，心眼实，算盘打得精。他看着周围的村子分了地，有的确实吃饱了饭，但也有些问题出来了：水利设施没人修了，大型农机没人开了，原本成规模的产业也散了。

雷金河琢磨着，咱们周家庄不一样啊。

从1953年搞合作社开始，周家庄就一直走得挺稳。到了1981年，周家庄的集体家底那是相当厚实。他们不仅地种得好，还有社办企业，大家伙儿在一起干活，分工明确，效率高得很。仓库里的粮食年年爆满，公社的账上还有几百万的存款。社员们年底分红，拿回去的票子比城里工人也不少。

这时候要是硬把这个家分了，那不是把一只下金蛋的鸡给杀了吗？

但是，那个年代的政治压力，那是泰山压顶。县里的工作组一波接一波地来，大会小会地开，就是要周家庄表态：什么时候分？雷金河被逼急了，他也不跟工作组吵，直接回村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

那个场面，真是让人看着心颤。雷金河站在台上，问大家伙儿：咱们是分，还是不分？

台底下几千号人，那是异口同声：不分！

为了证明大伙儿的决心，社员们连夜搞了一份请愿书。全社3055户人家，挨家挨户地签名按手印。那红红的一片手印，看着不比当年小岗村的那张纸分量轻。雷金河带着这份“万民书”，一级一级往上找，最后直接找到了省委书记李尔重那里。

04

李尔重拿到这份材料的时候，心里也是犯嘀咕。

那时候全国的调子已经定下来了，连宪法都在修改，准备取消“人民公社”这个建制。这时候要是批准周家庄保留公社，那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弄不好，不仅雷金河要倒霉，连他这个省委书记都要跟着吃挂落。

但是，李尔重也是个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老革命。他打仗时候就讲究个实事求是，侦察敌情不能靠瞎猜。他觉得，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定几万人的命运，那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李尔重带着省里的干部，顶着寒风下到了周家庄。

他这一趟，不是去走过场的。他一进村，就直接扎进了大队的会计室。那时候没有电脑，查账全靠算盘。李尔重自己就是个懂行的，他拿着账本一笔一笔地核，看资产、看负债、看分配。这一查，他心里有底了：这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是真材实料的，没有水分。

接着，他又去了田间地头。

那时候正是冬闲，但他看到周家庄的地里井井有条，灌溉渠道修得像棋盘一样整齐。他又去看了社办工厂，机器轰隆隆地转，工人们干劲十足。李尔重随便拉住几个社员问话，问他们想不想单干。老乡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我们这儿集体干比单干强，机械化种地多省劲，要是分了，一家一户那点地，拖拉机都掉不过头来。

李尔重在周家庄住了下来，他是真把这儿的情况摸透了。

他发现，周家庄的集体经营模式，不是那种养懒汉的“大锅饭”，而是一套非常严密的管理制度。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这种模式下，生产力不仅没被束缚，反而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考察结束的那天晚上，李尔重把随行的干部和县里的领导都叫到了一起。屋子里的气氛很凝重，大家都等着省委书记的“判决”。

李尔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缓缓地说出了那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的意思是，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分而分，而是为了让老百姓富起来。既然周家庄集体干比单干好，社员们也不愿意分，那为什么非要强迫人家分呢？那不是搞形式主义吗？

他说，咱们共产党人办事，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周家庄这只猫既然能抓耗子，咱们就该让它继续抓下去。

这番话，说得在场的干部们鸦雀无声。

最后，李尔重拍板：周家庄的情况特殊，允许他们保留人民公社的体制，搞集体经营试点。但是他也给雷金河下了死命令：你们要是哪天干得不如分田的村子，那这牌子还得摘！

有了省委书记的这把尚方宝剑，周家庄算是保下来了。

05

这一保，就是四十年。

现在的周家庄，早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你现在去那儿看看，街道宽阔整洁，楼房鳞次栉比。他们搞起了现代化的大农场，还有旅游景区，社员们享受着高福利，生活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这事儿要是往深了想，真得佩服那时候的老一辈领导人。

你看万里在安徽，面对的是穷得叮当响的烂摊子，集体经济已经成了空壳子，阻碍了生产力。所以他果断支持小岗村，支持分田，这是实事求是。

再看李尔重在河北，面对的是周家庄这样集体经济强大的特例，分了反而会破坏生产力。所以他果断支持不分，这也是实事求是。

这两位省委书记，一个“分”，一个“保”，看似是背道而驰，其实殊途同归。他们心里装的都不是上面的条条框框，而是底下老百姓的饭碗。他们没有搞“一刀切”，而是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

这才是大智慧。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才是真金。

那时候很多人都在等着看周家庄的笑话，觉得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还有人说李尔重这是老糊涂了，跟不上时代。可事实呢？周家庄不仅没垮，反而越活越精神，成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样本。

这事儿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自己知道。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那才是硬道理。

雷金河一直干到2001年去世，他走的时候，周家庄的老百姓那是哭声震天。而李尔重晚年提起这事儿，也是一脸的欣慰。他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就是尊重了农民的选择罢了。

2009年，李尔重在武汉安安静静地走了，享年96岁。他这一辈子，写过书，打过仗，当过官，但最让人念叨的，恐怕还是当年在河北那孔武有力的一拍桌子。

那天风很大，但周家庄人的心里，暖和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