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话马| 人类与密友的共存与羁绊

人类和野马都是第四纪出现的物种，两者在约5万年前相遇并结缘于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草原带。从作为人类的食物来源，到成为人类的驯化家畜，野马与人类的繁衍与发展都息息相关。

普氏野马 摄影 ／ 邢睿

欧亚大陆：孕育草原生命

欧亚大陆中纬度区域的草原带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地带，生长着适应温旱条件的针茅属、羊茅属等禾本科植物，是有蹄类动物的主要食源植物。这片辽阔的草原和荒漠草原带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以北，是一条欧亚大陆东西动植物扩散及人类文明交流的“草原之路”。

自第四纪现代马类动物出现以来，这里就是野马和野驴进化适应的大舞台。我们最为熟知的野马就是这片广袤草原上的王者，它们与草原植物构成了协同演化的联系，大量的化石及遗骨表明，它们曾经的繁盛令人难以想象。

重庆仙女山草原秋色 摄影 ／王俊杰

据研究，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带曾生存着多种野马，存活至近代的有普氏野马和欧洲野马（又称泰班野马），前者主要生存于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草原带的东部，后者则生活于西部，随着冰期与间冰期的轮换交替，两者存在分布区的大幅变更。目前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尽管不同野马的形态存在诸多差异，但都属于同一个物种，即都是野马的不同亚种。

早期人类：与野马建立生命联结

人类是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草原的后来者。据研究，人类曾数度进入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草原带，最近的现代智人大约5万年前进入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草原带，自此人类与野马开启一段不解之缘。早期人类处于旧石器时代，依赖渔猎和采集生活，处于逐禽兽而居、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阶段。

第四纪是冰期与间冰期交替的时代，早期人类无疑依存于各种野生动物，野马也成为古人的果腹之物，我国距今2.8万—3万年前的山西朔州峙峪古人类遗址出土大量野马遗骨，被称之为“食马人”或“猎马人”。

普氏野马 摄影 ／ 邢睿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欧洲大陆、亚洲大陆及稍晚的北美大陆都发现了有野马遗骨的古人类遗址。当时正值盛冰期，气候严寒，古人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猎杀野马无疑为旧石器时代古人提供了高质量和高热量的肉食资源。因此，可以说野马与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

牧业发展：野马残存于荒漠一隅

距今一万多年前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古人的狩猎工具和技术获得长足发展，人们开始驯养家畜，栽培农作物，开始了人类第一个文明即原始牧业和原始农业阶段。

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草原带气候干燥且温度较低，并不适宜种植农作物，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为原始牧业、采集及渔猎。从中国普氏野马化石、遗骨的分布序列可以看出，人类首先占据了水草肥美的草原带，随着早期牧业的拓展，逐渐将普氏野马排挤出去。古人的牧业拓展伴随着普氏野马的分布区退缩的文明史过程。普氏野马逐渐失去了草原及荒漠草原的故乡，向着欧亚大陆中部的荒漠环境退缩，那里尚有隐藏于荒漠戈壁之中的河流和湖泊阶地斑块状草原植被。

喀拉峻草原 摄影／赖宇宁

当西方探险者获得普氏野马标本时野马已处于灭绝的边缘，残存于荒漠一隅。随着近代牧业活动深入亚洲中部的荒漠区域，普氏野马失去了隐身之地，最终于20世纪中期野外灭绝了。欧洲野马的命运更为不幸，欧洲大陆缺乏荒漠环境的隐身场所，人类的牧业拓展最终导致欧亚野马于1867年在乌克兰南部草原灭绝。

呼伦贝尔草原 摄影 ／ 敖东

人类和野马都是第四纪出现的物种，两者在约5万年前相遇于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草原带。当新的间冰期来临，人类开启了文明时代，人类的牧业文明深刻改变了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草原带的生物多样性，曾经的“草原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的文明交流，也带来了森林有蹄类物种（牛）、山地物种（绵羊、山羊）、荒漠物种（骆驼），逐渐驱逐了草原有蹄类（野马、羚羊），现今欧亚大陆草原及荒漠草原已成为以家畜为主体的人工牧食系统，替代了以野生有蹄类为主体的自然牧食系统，这一演进的过程就是野马消失及灭绝的过程，曾经草原上的王者已离开故乡。

（本文摘编、整合自《森林与人类》杂志2024年第12期。了解更多请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