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张伟丽同“台”，辞掉游戏美术总监：一个中国女人走向格斗擂台｜EP02

你怕你就输了

【年末策划：转型游戏人时代启示录】

这个时代的职业，没有像过去一样赋予我们那么多限制，真正困住我们的，是对“只能如此”的默许，而真正能让我们重新开局的，也只有自己。

在游戏行业的周期波动中， 我们看到一批人离开，也看到一批人转身，还有一批人路过。他们并非失败者，也并非逃兵，而是用不同方式，在新的游戏剧本里，赋予“游戏人”这三个字更多的含义。

当世俗压着你去求功名，诱使你入世，你怎样能求独存？

——尼古拉斯·德尔班科

当丁苗终于受够了缓慢翻动的楼层数字、转身甩开挤在电梯口的焦急面孔，咬牙用腿爬上国贸36层楼的时候，她站在那座巨大的玻璃盒子里，看着脚下的北京，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只每个月拿着15000元工资的蚂蚁。

她觉得自己应该去蓝天白云下，去阳光里，呼吸新鲜空气，去真正的世界。但接下来的几年，她还是沿着那条“行得通”的路线，从原画设计师做到游戏大厂2D美术总监，用时间换更高的职位与薪水。

直到有一天，那种被困住的厌恶终于压过了一切，她跑出了写字楼。从此，她在泰国的阳光下晒得黢黑，又在东南亚辗转流离。此后人生里，她被贴上过无数标签：纹身师、职业格斗运动员、职业保镖、教官、赛事主办人、UFC扇耳光大赛第一位中国女选手。她经历生死、抛弃、诋毁，流过无数的眼泪，但再也没有回到过曾经那种渺小的感觉。

在我们的聊天过程中，我竟然能够清楚地感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走向格斗之前，丁苗是脆弱的、纠结的、犹豫的、甚至有些挑剔的；越过那条线之后，她变得果断、明确、勇敢，不计后果，只向前看。但没有变的，是她对人的态度——始终温柔而正义。她有一颗美丽的灵魂。

这是我们【年末策划：转型游戏人时代启示录】的第二篇，我们想通过不同的人生选择，让你看到：四周的白墙，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你热爱游戏，从事它，享受它，也可能一度被它困住。你大概率会坚持下去，也可能像他们一样半路出走，但身为游戏人的经历，往往会把人推向一种更勇敢、更有趣、也更不同的活法。不要因为把它当成职业，就否定曾经的热爱——你的人生，同样可以是一场不以通关为执念、只以好玩儿为目的的游戏。

“火柴盒里的蚂蚁”

丁苗不是从一开始就想“上班”的人。

央美油画系毕业后，她没有立刻离开学校，在花家地又住了两年——这里从上世纪末开始聚集当代艺术家，是继圆明园画家村、宋庄后，第一个位于北京市区的艺术家群落。在那里，她一边画画，一边自学文化课，准备考研，铁了心要走纯艺的路。

央美毕业照，右三为丁苗

她见过一些同学搬到宋庄往下延伸出去的更偏僻的小村子里，租最便宜的工作室，日子拮据，唯一的固执是“不能远离艺术区的中心”。但她也很清楚，自己不想为了画画，把日子过得那么可怜。为了留下，她做过代笔、接过行画、站在梯子上给酒店涂墙绘，也能卖掉一些自己的画。

转折来得很突然。母亲53岁那年脑溢血中风，病得很重。那之后，她给自己定下一个底线：不再向家里要钱。找工作成了一件她极不情愿、但必须去做的事。那种抗拒并不只是对职场的排斥，更像一种价值体系的断裂——她过去只做“我愿意”的事，很少有“我必须”的心态。

兜里只剩几百块的时候，她依然对蓝天白云有执念，宁可从心爱的花家地搬去顺义的罗各庄，也坚决不住城里的地下室，因为“艺术家是没办法在地下生活的”。条件差了些，但至少还能看到天；附近还有央美城市设计学院，总有画画的、拍电影的，勉强撑起一个松散的艺术村落。

然而，纯艺出身让她在求职市场几乎寸步难行。她不会软件，只会“画两笔画”。带着作品去面试，对方总会夸一句“画得很好”，再补一句：我们只招能干活的人，没有时间把你培养成一个“能用的人”。

她不愿像其他同学一样，去教艺考考前班，只能去找那些“跟画有关、但不完全是画画”的入口。为了进入这条赛道，她在一个做商业插画、漫画外包的小工作室免费干了三个月，从手绘板和 Photoshop 学起。一个在798办过画展、卖过画的央美毕业生，重新当起了学徒。

后来，她进了位于798的皮三动画工作室。在行业叙事里，这是一家先锋公司：开创了经典的实验动画《哐哐哐》系列和《泡芙小姐》系列，作品叛逆、表达锋利；创始人也关注社会议题，有时候碰到热点时事，三天就要交出一支动画，有过刚上线就被“咔掉”的经历。近些年凭借《小妖怪的夏天》出圈的於水，也是当年皮三孵化过的导演。

然而，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丁苗的故事是另一个版本：月薪1900，还经常被拖欠。除了每星期按时上线的实验动画片，皮三真正赚钱的是纯商业动画片，丁苗还做过地铁、公交的引导动画片，单价更高。可临近春节，她连回家的钱都没攒够——老板口中的“为了梦想”，对丁苗来说却是一种消耗——“我搞半天觉得都是他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

再后来，她靠跳槽把工资从1900变成5500——去国贸做幼儿动画光盘，管饭，不加班。日子更稳定，也更空了：画复杂了说孩子看不懂，画简单了又嫌不生动。她感觉被夹在两个世界中间：艺术的语言不被需要，工作的语言粗糙又陌生。

机缘巧合之下，她进入了游戏行业。

那是一个手游正在迅速扩张的时期。项目多、机会多、涨薪快。她第一次重新感到“创造”这件事回来了——她画的角色和场景被迅速做进程序，真的能跑、能被操作，“像自己又在创造一个小世界。”

她记得有个小项目叫“保护蜡烛”，有点儿像鬼屋：玩家要用五根手指护住蜡烛，躲开扑上来的小幽灵；画面闪烁、楼梯里会突然冒出东西——讲起这些，她还是会兴奋。

但这种快乐很快被写字楼的秩序压扁。国贸的高楼像火柴盒，开放工位里，连发呆都有人盯着。电梯永远要排无尽的队，有时她索性不等，咬牙爬36层——十五分钟，汗透衣服，但不会迟到。日子开始重复，像《土拨鼠之日》，每天都差不多。

后来，网游起家的趣游开始筹备一个实验性的手游部，挖走了她所在公司的主美，也把她和另一位同事一并带走。那段时间，她第一次觉得“公司像公司”——健身房、休息区、餐区都齐全，《问天》这样的大型网络仙侠项目，能看到几百个模特进出试镜，每天都很热闹。

她的薪资一路上涨：从前司的 15000 涨到 25000；手游部失败并入页游后，工资不降反升，直接涨到30000+，一年十四薪。那是一个游戏公司薪资普遍高过互联网的年代。

她最喜欢的一项制度是：下班后给公司游戏做内测，也算加班，“公司会往你的帐号里充米，还要给加班费。”于是，很多人常常十点、十一点才走。丁苗半开玩笑地说：“这也是我后来不怎么玩游戏的原因——没人给我钱，我不想玩。”

她承认，那几年行业确实好。唯一的问题是，太累。

整个部门 71 个全职员工，只有她一个女性。美术都想画角色、道具、场景，没人愿意碰特效。“那时的特效要调粒子、调数值，导出时还是一张张分层透明图，要一张张对坐标，错一点儿就出bug，早就和‘画画’没多大关系了。“

甚至，爆炸、烟花、气团看久了，她连审美都被影响了：染黄头发，穿bling bling的亮片衣服——同事远远看见就笑：“特效妹又来了。”

真正让丁苗决定离开的，是两件事。

一件是看到老板对手下下手太狠，觉得心寒。起因是公司的两名程序员因在游戏里卖游戏币被抓，一个判了15年，一个判了12年。不是觉得他们没错，是她觉得判得离谱，“他们的涉案金额才十来万，入室抢劫也不过判个八年十年。“

另一件，是她看到了行业分成机制的潜规则。公司反复承诺，只要从立项开始就在团队里，等项目上市后就能分成。“但真正能干到最后的人很少——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干了，而是因为而是项目一到关键节点，人就被清掉了”

丁苗眼睁睁看到一个项目上线前，公司突然裁掉一大片人。显示器被一台台回收，摞成一片。“一个显示器就是一个人，一个人背后就是一个家。多少人一下子没了工作，当时真的很心凉。明摆着项目快成了，就把人全砍掉，大家永远等不到分成兑现的那一天。”

行业越来越赚钱，人却开始勾心斗角，她觉得游戏行业太残酷：刚开始，所有的一切都是快乐的，你以为自己在创造、在做梦；到后来才发现，你也只是一个从业者，一个搬砖的人。你不停地加班，付出和得到永远不成正比。”

她写了辞职信，搬回望京、搬回花家地，试图找回一点熟悉感。但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直接对她说：“我们跟你聊不到一块了。你说话好世俗，你已经变成一个上班的人，不是搞艺术的。”

学生时期的丁苗，一脸青涩

她没有反驳。对方说的并不全是误解，她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用“喜欢”来解释一件事了，更多时候，说出口的是项目、进度、收入，完全在用“上班的人”的方式来说话、思考和判断世界。她开始意识到，问题可能不只是换了一份工作。

但要彻底改变，没有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她重新开始跑步，也回到柔术训练，试图把生活慢慢拉回自己身上。中间，一位曾经关系很好的趣游策划出来创业，做德玛西亚题材的卡牌手游——当时最火的游戏类型，邀请她加入，担任主美。为了不坐吃山空，她又答应了。

项目进展顺利，也确实很赚钱，但身体开始率先发出警告。长期久坐、加班和训练叠加，她腰椎间盘膨出，加热垫成了随身物件，严重时走路拖着腿，坐不住就跪着、趴着工作。她记得当时刷到“久坐等于等死”这类新闻时，并没有觉得夸张，觉得那更像是在描述她当下的状态。

她再次辞职，这一次，没有犹豫。回到家后，她把客厅清出来，自学纹身，更自由，也不用久坐，节奏慢下来后，腰疼逐渐缓解。她开始把重心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

格斗前传：不是热血沸腾的故事

“有些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她停了一下，“经纪人不太建议我讲感情，但这件事，我没法绕开。”

在谈及这段经历的时候，丁苗显得十分犹豫，甚至一度情绪失控。但我认为，她所有重要的选择，几乎都从这里开始。正是这段经历，塑造了她后来的坚韧和一次次触底反弹的能力。

丁苗是在训练巴西柔术的时候，第一次真正靠近职业综合格斗（Mixed Martial Arts，MMA）的世界的。

那时，她在望京的一家搏击俱乐部训练，柔术馆里有几名职业运动员。她和其中两个人走得最近：一个是当时的恋人，另一个是年纪很小、被她当成弟弟的年轻选手。三个人几乎每天在一起训练，夜里一起走回家，一起减重、备赛。

三个人里，她几乎包揽了生活的一切——弟弟要去比赛，她就用自己的美术技能替他设计战旗；他们要减重，她就研究饮食，“光一个鸡肉可以做出六七种减重餐，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去一起努力的感觉。”

2015年底，弟弟终于拿到了亚洲顶级赛事 ONE 冠军赛的主赛资格，出发那天，他们欢天喜地把他送上飞机，与有荣焉；几天后，等来的却是他的死讯。那年，他只有21岁。

出事儿之后，拳馆同行的外籍教练先行回国。丁苗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一点：“小孩死在那儿，然后教练自己回来了。咱一起去的，兄弟没了，咱肯定得把人带回来。”她反复问我：“咱中国人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儿，对不对？”

最终，是赛事方包机将遗体送回老家。整个过程中，俱乐部没有任何官方出面，也无人参加葬礼。丁苗记得，弟弟决定走职业前，是他的父亲专门跑到俱乐部来，跟老板交流，确认了环境，才安安心心把孩子交给他们。最后，老人独自送走了儿子。

“我这个去世的弟弟，身上纹身还是我纹的。”丁苗说。

更冷酷的细节是：赛前保险没有生效。保单一式两份，签字生效。“他只签了一份，交给赛事方；自己留存那份没签，就在柜子里放着，太不当回事了。”事故发生在进入八角笼之前，不在赔付范围内。最终，赛事方给了一笔被称为“人道主义捐赠”的费用。

弟弟家在山西农村，条件并不宽裕，由于俱乐部毫不作为，丁苗开始自己发消息、联系不同的群、找到有影响力的人，请他们帮忙捐款。最终，她筹到15万元，交给他的父亲。

这场事故也在影响拳馆的其他选手，她的男朋友决定离开俱乐部、离开赛场、回老家，“不打了”。他也即将比赛，身上有伤，他不敢想如果自己倒下，父母怎么办。但对于二十几岁、身处绝望的年轻人，感情没有被认真讨论的余地，“我每天都在筹钱，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那男朋友说他要和我分手。”

八角台外死去的兄弟，俱乐部的冷漠，亲密关系的断裂、行业规则的无情，在同一时间压了下来，丁苗彻底崩溃了。

“在一起训练的人，那种热血和凝聚性，比一起工作的人强太多了。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去泰国，一群人天天在一起。忽然你们都撤了，然后就剩我一个人。”

她把兄弟和前男友的东西送回俱乐部时，对方只冷冷地问了一句：“你办会员卡了吗？你不是我们的会员。”

采访结束后，我搜索关键词“2015年，ONE冠军赛，去世”，试图更接近她所经历的现实。很快，我找到了他的名字：杨建兵（1994~2015）。15岁习武，19岁开始练MMA。2015年12月11日，他原定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 ONE 冠军赛蝇量级比赛；10日上午突然昏倒，送医抢救；11日中午，医院宣布因心肺衰竭去世。

当年的多篇报道称他为“上进的新星”，死亡原因语焉不详。几年后，丁苗“火了”，他作为她的朋友再次被媒体提起，去世时间却被写成“2016年底”——他的出现，甚至不值得传统媒进行一次最基本的事实核查。

我意识到格斗世界的残酷：人们热衷围观擂台上的重击与鲜血，为冠军欢呼；走下擂台，是寂静；而死亡，往往直接通向遗忘。

我因此理解了丁苗那种悄无声息的绝望；以及绝望之后，只剩下一个选择——打回去。

全职格斗：以肉身接管回避的人生

2016年，丁苗把画送人，把纹身工具扔掉，清空了在北京的房子，带着一只猫，回老家养伤。

她在北京呆了十四年。青春、情绪、所有试图扎根的努力，都被困在望京、花家地和那些来回走过无数遍的街道上。“到最后，这里留给我的，好像只有伤心“，她说，”不管是欢乐还是成就，你看到所有的地方都觉得是痛苦的。”

丁苗的朋友圈

回到老家后，她的状态还在继续坍塌，人瘦得厉害，情绪也始终提不起来。那段时间，父亲刚做完一场小手术，身上还插着引流管，伤口反复化脓；母亲处于长期脑溢血后遗症，照顾不了人。家里需要她，而她很快就待不下去了。

“我在家真的受不了。”她记得自己那时反复这样想，“再待下去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最终，她还是把北京的遭遇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你的好朋友死了，那就再找一个好朋友。”

那一刻，丁苗完全无法接受这句话。她觉得冷漠、残忍，甚至脱口而出：“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冷血无情。”很久以后她才慢慢明白，那其实是一种不会表达的安慰——是一个笨拙的父亲在用自己有限的方式告诉女儿：不管发生什么，人都还能重新站起来，重新开始。

没过多久，她离开了家，开始频繁地参加一些业余和小型格斗比赛。

最初，她以一种极具反差的形象出现在赛场上——赛前称重仪式上穿着比基尼，漂亮、张扬。“当时就我一个女孩这么穿。”在她看来，这不是取悦别人，而是一种态度：女性可以是健康的、美丽的，也可以是强壮的、能打的。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7年年初。那时她刚到泰国训练不久，被临时叫去三亚，顶一场昆仑决（Kunlun Fight MMA 9）的替补。那是一场A级赛事，央视五套直播，战卡上方是张立鹏，下方是张伟丽——几乎集齐了当时中国格斗圈最亮眼的名字。

她毫无准备，“你就感觉前一秒你还在看电视，下一秒你就上电视了。”

她甚至不是“第一顺位”的替补。“很多女孩会说这个不行、那个没准备好，怕输。”丁苗甚至不知道那是一条金腰带的比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么大的比赛，能让我上，就是我的机会。”

她的对手是Alesha Zappitella（阿丽莎·扎皮泰拉）——来自美国俄亥俄，5岁开始练摔跤，是男孩队里唯一的女孩；维基百科上，她拿过两次州冠军、五次全美 All-American，并在对决前一年的美国奥运选拔赛中跻身前六。实力悬殊，几乎写在纸面上。

这场比赛本质上是一场“救场”——如果丁苗不上，对方的比赛就要取消，机票、赛程、转播会全部作废。经纪人对她的预期也很低：一个新人，能上去扛两分钟再输，就不错了。

但这场必输的比赛，她硬是打到了第二回合。

数据来源：综合格斗网站TAPOLOGY

赛后，一张合影在圈内广为流传。裁判高举扎皮泰拉的手，她身体前倾，神情激动；而丁苗站在一旁，赤脚踩在擂台上，嘴角轻轻抬起，目光笃定充满光亮，好像输赢已经不重要了，丁苗说：“我知道，我的职业格斗生涯正式开始了。“

后来，她正式签约泰国俱乐部，开始全职训练和比赛。到现在，她一共打了44场职业赛，其中纯MMA战绩18胜8负，保持着9次KO，9次降服的百分百终结率。在这个行业里，很多人打到十来场就退役了——能撑到二十场，就算是老将。

我问她：把格斗变成职业后，最初的成就感还在吗？

她想了想，说：“刚开始不是成就感，是优越感。你看，别人都在上班，我在练格斗。”但当它变成职业之后，才有真正的成就感，“我把爱好，最终变成了我自己能站得住的一条路。”

我问：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让你在场上变得这么有攻击性？

她说，在练格斗之前，她遇到问题总是在“往后退”。冲突出现时，会先设想最坏的结果；别人一句威胁，能反复消耗自己很久。

进了训练场，她才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怕没有任何用处。“你怕，你就已经输了。你知道这一下会很疼，但你不能跑。他打你，你就打回去，就这么简单。”

从一开始被压制、被打疼，到学会站住、反击，那些行动力、对抗性和狠劲，都是在一场场实战里长出来的。

后来她做过教练。她常说，美术跟格斗，都是年轻人、青少年最该学的东西。一个教审美，一个教意志。格斗不一定把人变成运动员，但会让人更笃定、更不退缩；美术不一定解决生存，但会让人知道善恶、美丑。

到了这个阶段，对丁苗来说，格斗不再只是兴趣、宣泄或逃离，它成了一种选择——用肉身，接管那些曾经被回避的人生问题。

离开江湖——穷文富武之后，她去更野的地方找路

2020年之后，丁苗的人生进入了一段真正意义上的下坡路。

那一年，她把手里的积蓄投进了一家拳馆——当下，“拉着教练一起开馆”，在当时并不算少见。结果，疫情开始了：先是上课的人少了，没了进账；再后来，她发现，合伙人花钱的速度“像在吸钱”，”钱被合伙人迅速卷走了。

等她反应过来，拳馆已经撑不下去了。她的名字被挂成了法人，只剩下一身债和网贷。

那几年，她一边训练，一边还债。等到2023年国内重新开放，她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回泰国训练——只是当年出道时攒下的30万积蓄，已经变成了30万负债。

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打。

2023年一年，她打了六七场比赛。“找不到对手了，我为了钱去跟我完全打不过的人打。”她很清楚，那意味着放弃初心，但她没得选。

劳累加营养跟不上，她的身体开始明显反噬。

最初，她的免疫力大幅下降，严重过敏，对全麻产生反应，差点没能下手术台。为了恢复，她服用了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却在年底的综合格斗世界锦标赛上，被严格的国际药检判定为激素类违规。

那场比赛，她拿到第三名。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后果：体制内赛事资格被取消；由于一个月内两次降重，急性肾炎、免疫系统崩溃、带状疱疹接连出现；与此同时，网贷催收的挂号信，恨不得天天都往家里寄。

“怎么可能背着这么多债，还拖着这么残破的身体，继续追一个没有收益的梦想？”她开始意识到：这条路，暂时走不下去了。

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后，各地的经济恢复缓慢。教练、授课、比赛，几乎都挣不到钱。就在那时，东南亚被不断推上舆论风口——诈骗、电诈、“嘎腰子”……而在那片被渲染成“混乱地带”的地方，做生意的老板们需要保镖，机会开始找上格斗教练。

过去她从不考虑这类工作，但那一次，她决定试试。出发前，她关掉了所有银行卡，只留一张，每天限额5000，“万一出事了，至少还能拖着，不至于把家里的钱全赔进去，说不定我还有机会逃跑。”

好在，她自己在当地找到了一家正规安保公司，接受了欧洲安全学院的系统培训，考下徒手格斗教官证，完成一整套专业认证，成为公司挂名的女子教官。

ESA芬兰代表兼CPO教官Juho给丁苗颁发ESA欧洲安全学院证书

来源：丁苗当时所在安保公司“ZD SECURITY”的官方微信

后来，在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缅甸，她遇到不少曾经的职业选手，在职业失败后滑向深渊，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看到：世界比训练馆复杂得多。

“在那种地方，你不提升自己，就会堕落。”

正规安保的收入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多，甚至不比她当年在游戏公司的时候多，“我的基本工资也才三万五“，那一年左右，她一边做保镖，一边做教官，靠体力和专业，把债一笔一笔还清。

当我问她，会不会在最艰难的时刻，回头去比较同学和前同事的人生——那些买房、买车、工作稳定、创业成功的人生。

她回答得很干脆：“我不羡慕。哪怕他们经济条件好，那是生活上的富裕，我富裕的是精神。”说这话时，她的语气笃定平静，像当年那张赛后照片里的神情，“有人靠钱确认价值，有人只要过得开心，就够了。”

在“穷文富武”的现实尽头，她去了更野的地方，把路，一寸一寸找回来。

归来——更清醒的选择

2024年，还清债务后，丁苗去了趟泰国。那原本只是一次短暂休假，她却又回到了训练馆。

因缘巧合之下，GFL（Global Fight League，全球格斗联盟）向她发出了邀请。

这是一个采用团队制的新兴赛事，首赛季一口气签约了四百多名职业选手，真正进入主力阵容的只有一百二十人。丁苗顺利入选主力名单；并成为唯一一位进入战队体系的中国选手——效力纽约队。主办方在媒体采访中说，是“多年海外训练、比赛的履历，以及在国际社交媒体上积累的关注度“，让丁苗顺理成章入选。

丁苗所在的海外安保公司决定赞助她继续比赛，还在官微发文庆祝，称：“我们为丁苗感到无比自豪！她日复一日地刻苦训练，在赛场上顽强拼搏，是公司的骄傲！”

来源：“ZD SECURITY”的官方微信

那段时间，她的生活重新被训练、饮食和体能恢复填满。就在她觉得自己终于要“翻身”的时候，赛事因资金问题取消。半年备赛，戛然而止。她一下从格斗圈里的“神话”成了“笑话”。

丁苗没有解释。

过去几年，她已经习惯了外界“忽上忽下”的判断：2023 年情况最糟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丁苗“不行了”；2024年，签约GFL后，人家觉得：“诶，她怎么又行了？”联盟没打成，风向立刻变了，“果然还是不行”。丁苗笑了笑，“我感觉很多人会看我笑话，你知道吗？”

赛事取消后，她只是回到原本的工作和训练中，把这件事放过去。机会并没有因此消失。

GFL搁浅后，她的老板——一个真正的格斗迷——决定自己办赛事。他创立了格斗赛事品牌“DCF武者归来”，并把首场比赛的完整主办权交给了丁苗。

2025年8月11日，丁苗完成了自己的赛事首秀，第一次以“主办人”的身份站在格斗现场。

圈里有人开始改口：“丁苗混得可以啊，都自己做赛事了。”她心里很清楚，这些评价依然随时可能反转，但她还是高兴的。因为在格斗圈里，从运动员转教练、裁判并不少见；而走向赛事主办的人并不多。

“我也算是跟着老板过了把瘾，”她笑着说，“他给我把面子争回来了。”

紧随其后，她又做出了另一个更反常识的决定——主动签约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终极格斗冠军赛）总裁兼CEO白大拿创立的扇耳光赛事——“力量耳光”（Power Slap）。

始于1993年的UFC，是当今规模最大、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张伟丽是其历史上首位亚洲冠军。相比之下，“力量耳光”的来源更为边缘：它源自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民间节庆，最初只是酒后互扇取乐的活动。2023年，这一形式被白大拿引入职业体系，设定为轮流出手、禁止躲闪的固定规则，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每场比赛在 YouTube 上都能获得可观的打赏收入。

这个决定并非临时起意。早在签GFL时，丁苗就已经关注到这个项目。GFL没能打成，她第一时间联系了经纪人。两人一拍即合，联系UFC。后者也很快给出反馈：她的履历、战绩、海外训练背景都完全符合要求。

她当然也有顾虑。多年综合格斗留下的，是一身旧伤，尤其是头面部的陈旧性骨折。赛前体检时，她被医生反复检查，甚至一度被临时叫停。但最终确认，她已经三年没有参加高强度大赛，才被允许站上场。

为了不被人一巴掌拍飞，丁苗在训练时会用嘴叼一条毛巾，毛巾另一端穿着一片25kg的哑铃片，她说自己最多能坚持45秒

相比格斗比赛，扇耳光大赛的伤害更直接，对头部的击打精准度更大。格斗比赛训练的是如何躲避攻击，而扇耳光大赛不能躲、不能跑、不能藏。“但本质上都一样。”她说。

在丁苗给我发来的训练视频里，教练拿着类似乒乓球拍的靶子，对她进行脱敏训练。击打又快又密，耳塞被震飞，她的头始终没有偏开。

2025年10月25日，比赛正式开始，丁苗对战美国综合格斗运动员麦卡宾。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她被击中后笑了出来，把手里握着的条状物甩到台子上，一副“根本没所谓”的表情。但第二天，丁苗的脸部就出现了紫黑色的淤血，嘴都是歪的。

比赛采取三轮进攻制，KO 可直接结束。丁苗拿到先手，依旧以进攻为主。然而，由于备赛时对击打范围判断不足，导致连续两次犯规——第一次击打部位越过耳后；第二次打到了对方的眼眶，对手当场表示不适，提前结束比赛。而丁苗连续两次犯规被扣分，比赛到此终止。

目前，丁苗在泰国继续训练，准备迎接3-5月份的下一场比赛。

围绕这场比赛，主流媒体第一次对丁苗进行了集中报道，几乎同时，她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密集的攻击与造谣——有人编造她在泰国卖淫的故事，并试图联系她的家人和伴侣。她报警，但因身在海外，流程复杂，进展有限。

“那是我打完比赛后，最恶心的一件事。”她说。

她并不执着于曝光或热度。比赛之后，她照常训练、吃饭、睡觉，可以随时关掉手机。但对家人的骚扰，让她第一次真正感到愤怒。

与这些噪音同时发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

赛后，她的直播有了一点流量。观众刷的礼物，她换成物资，送去了老家武威一家长期收治精神病患者的非营利机构。

“那些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她说，精神病患者看到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看到蓝天白云，他们看到的可能是红色的天空、绿色的云。”在丁苗看来，那种不被理解的处境，“就像我们在做某件事时，不能够被别人认可一样。”而丁苗的初衷很简单，“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大家的爱。”

她把这称为一种“美术生的共情能力”——那种站在一幅画前，会突然落泪的能力。

谈到未来，丁苗没有宏大的规划。

她和UFC的合同到 2028 年。会把签下的比赛打完，也可能再打几场综合格斗，然后退役。除此之外，她只确定一件事：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也留给自己。

后来，丁苗时常想起当年匆忙离家而去的那个场景。想起她和父亲一直不算亲近，求学离家后，她习惯把生活、关系和归属感放在外面的世界。那几年，她甚至一度觉得，和男朋友在北京过年、一起生活，才算是“自己真正的家”。回到父母身边，她只感到被唠叨、被误解，以及一种说不上来的疏离。

直到有一天，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给父亲过过六十岁生日。

她算了算，那年她从家里走掉的时候，正好是父亲的六十岁。“哪怕我情绪再稳定大半个月，我也能帮他处理一下伤口，生日那天，我也在。”

丁苗的父亲正在帮她处理“摔跤耳”——把积在耳廓里的脓血一点点抽出来

（摔跤耳：长期进行摔跤、柔道、巴西柔术等高强度对抗运动后，耳朵反复被挤压、摩擦，皮下反复出血、形成血肿，最终软骨增生、变形，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菜花耳”）

但父亲从未提起过这件事，也从未抱怨过一句。“我们总觉得自己承受了很多，其实他们也在承受，只是从来没有说出来。”

如今，丁苗不再急于定义身份。

2D美术总监、格斗运动员、职业保镖、赛事主办人——这些角色，她都经历过。但她越来越清楚，职业并不是用来证明“我是谁”的，而是用来确认“我想要什么”。

“人这一生，就是不停地做选择题。”她说，“当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就很少选错。”

她曾经觉得自己像被困在火柴盒里的蚂蚁，知道外面有阳光、空气和海，却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后来，她一路奔跑、训练、受伤、再出发，才慢慢发现——真正的路，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是心里向往的事，会引领人去做对的选择。而她已经过上了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那种自由的生活。

丁苗不相信人会因为任何原因放弃一件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也不相信那些“如果不放弃会怎样”的叙事——“热爱就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做，谁都拦不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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