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天冷得很,太皇河边的打谷场上聚集了三百多人,这些人来自附近三乡二十八村,有猎户、佃农、护院和力夫,领头的是丘世昌,没有官府批文,也没有朝廷发饷,全靠几个富户出钱,每人一天领五十文,还管三顿饭,这在当时算是不少了,穷人家的孩子抢着来,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就图一口热饭和几枚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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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本是王普安记录的,他不是丘家人,是刘大成的女婿,专门负责计算钱数,那天花了六十八两七钱,听着不少,其实比富户们预想的少很多,粟米、肉、菜、盐油酱醋、柴草马料、郎中药费、渡船维修、厨子采买船工账房的人工,一样都不缺,但有些开支不是天天有,比如修船、买药、换兵器,被分摊到每天头上,显得花得多,其实是心理战术,让富户觉得压力大,好让他们继续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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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的十个人都是地主家的护院和子弟,马匹由他们自己带来,弓箭手有三十个,原本是打猎为生的人,射箭技术很好,刀枪兵有一百多人,基本是种地的小伙子,力气很大,身体结实,剩下还有一百来人拿着棍棒,什么都不会,只靠着一身蛮力,训练场上有人骑着驴子摔了跤,被大家取笑,丘世昌急了,喊出一句“贼来了不管你骑马还是骑驴”,这话听着像是鼓励大家,其实是提醒这些人——你们就是用来挡子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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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真正说话的是丘世裕、王世昌、陈之信、张承业这四个人,他们在地方上都有头有脸,管钱管事,虽然账本由王普安保管,但他没有发言权,权力也不在他这儿,渡船坏了需要报账买木板,郎中开药也要写清楚用了多少,每一分钱都得算得清清楚楚,这不是打仗,是做生意,连死伤都要提前算进成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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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队伍的人数比拿刀的战士还要多,有十个厨子、五个采买、二十个船工和二十个搬运工,加起来都快一百人了,这些人不扛枪打仗,但管着大伙吃饭、运粮食、修船、买药,缺一个都不行,河运跟市集就是命脉,粮食从哪来,木板在哪买,药材找谁拿,全都靠着这些关系网撑着,训练和干活混在一块儿,上午练刀,下午修船,晚上记账,没有前线后方的分别,这就是乡土社会自己搭起来的临时班子,没人指挥安排,可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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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现在也不稀奇,华北一些村子有宗族自己组织的护村队,没有政府批文也没有正规编制,照样巡逻、收钱、发补贴,那时候一天给五十文,差不多是如今农村日工价的三分之一,物价虽然涨了,可底层人的生存方式一直没变,账目每天都报,每笔钱都记清楚,跟现在村里开大会查三资情况差不多,老祖宗早就明白管好钱比管好人更重要,账本里头就是权力。
丘世裕说是为了剿匪,实际上刘开那帮人专挑有钱人家下手,穷人家连门板都偷不走,乡勇们卖力气,富户出钱财,大家各自得到需要的东西,没人讲忠义,也没人喊口号,大伙心里都清楚这是为了活命,不是为了光荣,账本不会作假,数字摆在那里,谁出力、谁花钱、谁得好处,一看就明白,战争不是热血故事,而是精打细算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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