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把一个顶级盛世推到山河破碎，隋炀帝杨广究竟错在了哪里？

一个结束了数百年分裂、粮仓堆满、人口倍增的统一王朝，
为何会在短短十四年里迅速崩塌？
这个结局，真的只是因为出了一个“暴君”吗？

翻开史书之前，先把时间拨回大业元年。

公元604年，隋文帝去世，晋王杨广即位。
此时的大隋，正站在中国古代王朝罕见的高位上。

北周旧制被彻底清理，南陈灭亡，南北统一。

二十年的“开皇之治”，为帝国打下厚实根基。

这一切，并非虚名。

隋文帝在位期间，推行均田制，清查户籍。
全国户数从四百余万增长至接近九百万。
粮仓连年充盈，史书记载“天下仓廪，多者经年不发”。

洛阳含嘉仓、兴洛仓中所存粮食，
直到唐初仍在启用。

现代考古中，含嘉仓遗址内出土的炭化粟米，
仓壁防潮层完好，封泥上“大业元年”字样清晰可见。

这些粮食，本是为荒年准备。
后来，却成了百姓望而不得的“禁地”。

统一带来的，不只是秩序，还有信心。

商旅恢复往来，运道渐通。
西域诸国遣使入朝，贡献珍宝。
从朝堂到地方，大多数人相信，大隋还会继续向上。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广宣布改元“大业”。

“大业”二字，并非随意。

它意味着一种公开宣示——
他要做一个超越前代的帝王。

但从一开始，这份雄心就带着危险的倾向：
目标极大，节奏极快，几乎没有给民力留下缓冲空间。

营建东都洛阳，是第一项。

诏书中要求“制度穷极，功费甚巨”。
各地征调民夫，每月多达数百万。

江南深山中的巨木，被砍伐后以绳索拖行。
上千人合力，沿泥泞山道缓慢前行。
有人失足坠崖，有人力竭倒下。

尸体，被就地掩埋。

梁柱雕饰追求华丽。
不合心意，工匠当场处死。
甚至拆毁前代宫殿，只为取材。

洛阳城日夜喧嚣，却不是庆典的声音。

紧接着，是运河工程。

这不是简单的疏浚，
而是强行贯通南北水道。

齐郡、河南，成为核心区域。

偏偏在这几年，自然灾害频发。

《隋书·五行志》记载：
“大业七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

洪水淹田，收成尽失。
但徭役文书，仍不断送到乡里。

民夫被驱赶上工。

白日暴晒，夜晚借火施工。
困了，被泼水唤醒。
饿了，只能啃粟米。
脚泡溃烂，草绳磨破皮肉，也不敢停。

倒下的人，被直接填入河道。

《隋书·食货志》只留下八个字：
“百姓废业，无以自给。”

这不是修辞，是记录。

工程尚未结束，战争已然启动。

三征高句丽，是压倒帝国的最后一根重木。

第一次出征，杨广坚持御驾亲征。
仪式繁复，调度迟缓。

他下令：
“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

前线将领，无法临机决断。
机会一再错失。

兵败辽东。

《资治通鉴》记载：“役丁死者什四五。”

运尸车辆，从城皋到河阳，连绵不绝。

士兵留下的文字，更令人心寒。

有绝笔信只写六字：

“勿念，来世做布衣。”

不是畏战，
是绝望。

大业七年，征辽尚未结束，山东长白山下，王薄起义。

他编了一首歌，迅速传遍齐鲁：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不是造反口号，
而是生死选择。

当“饿死”和“战死”摆在面前，
百姓选择了第三条路。

随后，烽火四起。

窦建德、翟让、李密相继举兵。
地方失控，朝廷疲于应付。

但杨广并未停下。

很多问题，早在储位之争时就已埋下。

隋文帝崇尚节俭。
杨广刻意迎合。

府中陈设简陋，车马破旧。
只与正妻萧氏相处，冷落妾室。
亲自迎送大臣，谦恭有礼。

《通鉴纪事本末》评价：
“弥自矫饰。”

太子杨勇，性情坦率。
喜读书，有妾室。
却被不断进谗，最终废黜。

杨素看清局势，全力相助杨广。

胜负，早已不在德行。

即位后，伪装结束。

高颎劝止征辽，被处死。
贺若弼、宇文弼议论国事，被斩。
张衡进谏，被逼自尽。

王劭借灾异暗示民困，
却被曲解为“天命在我”。

朝堂，只剩赞歌。

当反抗蔓延，杨广选择南下江都。

修宫、宴饮、搜罗美女。
宫外，江淮百姓易子而食。

他对镜自语：
“好头颈，谁当斩之！”

这是恐惧，不是反省。

宇文化及兵变。
一条白绫，结束了一生。

大隋灭亡。

回看十四年。

不是工程本身有罪，
不是战争一定错误。

问题在于：
速度、规模、强度，全部超越了民力极限。

秦始皇修长城，但统一制度。
隋炀帝修运河，却榨干民生。

同样是帝王意志，
一个留下秩序，一个留下废墟。

盛世，从来不是宫殿与疆域。
而是百姓能否活下去。

杨广的问题，不是没有抱负。
而是他的抱负里，从未给百姓留位置。

十四年，
足够让一个王朝走向巅峰，
也足够让一个盛世彻底崩塌。

这，才是隋亡真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