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探望罗荣桓，发现他家里有一群麻雀后，开了个玩笑

罗荣桓的身体问题，最早能追到1939年初到苏联治病的那段日子。当时他做了左肾部分切除手术，刀口还没完全愈合就坐火车赶回延安。医护人员回忆，他把药瓶往军大衣口袋一塞，照样上山开会，好像疼痛根本不存在。

身体透支从来不会立刻要账，却总会在不经意间翻旧账。1956年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召开例行会议，罗荣桓发言时突然脸色苍白，站都站不稳。散会后，他提出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理由只有一句：“不能让身体拖了工作后腿。”毛主席仔细看完卫生部报告，批示同意休养，字迹颇重。

离开原岗位后，罗荣桓搬进三○一医院东侧的小院。每天清晨，他按医嘱先散步二十分钟，再坐下浏览厚厚一摞部队简报。医生劝他完全放下公务，他摇头笑道：“离了前线，人心就散，还是得跟得上节拍。”这种半休半工的状态，一直拖到1958年。

1958年3月，成都迎来绵绵春雨，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举行。会前秘书把参会名单送交毛主席，主席看见“罗荣桓”三个字，眉头一皱又松，顺手写下批注：“视病情，可听会可退席。”会务组通知时，罗荣桓只是点头，随后把降压药塞进公文包。

会议第一天他勉强坐满了上午议程，下午开始靠桌子边闭目养神。第二天情况稍好，但仍旧中途退场。到了第三日，上午并无重要报告，他干脆留在驻地院子散步，正好撞上前来探望的毛主席。

小院紧邻浣花溪，一排紫薇树刚抽新芽，树上树下一片叽叽喳喳。毛主席抬头一看，乌压压竟是成群麻雀。“罗帅，你这地方热闹啊，麻雀都跑你这避风头。”话音刚落，他哈哈大笑，“比咱们当年井冈山条件好得多，那会连个遮雨棚都不全。”

“四害运动声势大，它们怕外头闹腾，就钻我这里。”罗荣桓顺手指了指屋檐，“要不要给它们领个‘通行证’？”两位老战友一问一答，话不多，却把气氛烘托得轻松。随行警卫记得，罗荣桓整整笑了半分钟，这是会议开始后难得的放松。

有意思的是，那天傍晚会议再度开场，主席在文件页边写下一句：“劳逸结合，非口号也。”不少代表看见后恍然，猜到白天一定发生了插曲。可罗荣桓回到座位，仍按部就班记着要点，只是偶尔抬头望向窗外，好像在确认那群小家伙还在没在。

进入1960年，高血压合并肾功能衰竭几乎把他逼到卧床。军医几次下达“严禁工作”指令，他却仍然让机关干部带来最新战备资料。有人劝他收心，他抖开钓竿，笑着反问：“鱼线不抛到水里，怎么知道动静？”练太极、钓鲤鱼，都是他自订的“复健科目”。

遗憾的是，病情终究不肯妥协，病床成了日常。即便如此，罗荣桓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让战斗演习报道在病房里翻滚。他常对来看望的军中旧友说：“新中国还在长身体，这个老骨头不能先倒。”语气虽轻，却透着倔强。

1963年底，他的脉搏开始忽高忽低，医生轮班紧盯监护仪。病榻前，放着一本翻旧的《孙子兵法》。护士好奇问缘由，他只答：“多看一眼，心里就踏实。”

1958年那群“避难”的麻雀，后来再无踪影，它们只是恰好给了两位老战友一次难得的闲聊机会。院子仍在，紫薇每年照常开花，罗荣桓留给后辈的，则是一句简短却硬朗的嘱托——干到极致，也要懂得停下来喘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