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三易”并非三种书，而是三种卜筮之法
认为孔子读《周易》，老子读《归藏易》的说法很普遍。但在老子的学说中找不到易学的影子，而孔子的学说也只涉及一些“占”之类的三言两语。
《周礼·春官·太卜》对太卜的职责和掌管的卜筮之法有个说法：“太卜掌三《易》之法，曰《连山》，曰《归藏》，曰《周易》。”
所谓“三易”并不是三本独立的《易》书，而是三种不同的卜筮方法或系统。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象征体系和应用方式：
《连山》之法：相传是伏羲所作，以山的形象象征变化。象山出云，连连不绝，故以山为首。
《归藏》之法：相传是黄帝所作，以藏的形象象征变化。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故以地为首。
《周易》：也叫文王易，即通常所说的《易经》，意为“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故以天为首。
传说伏羲是八卦的创始人，他通过观察自然现象，画出了八卦，以象征宇宙的变化。
文王演易：周文王被囚禁于羑里时，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为每卦撰写了卦辞。
周公作爻辞：周公旦在文王的基础上，为每一卦的六爻撰写了爻辞。
“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在说什么？
时代背景。“《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源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两汉尤其是东汉，经书、纬书互为表里，相为支撑。
班固将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易学传承链”，以强化《易经》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两汉“易学”将对未来事件的“预言”作为《易》的核心功能，推动了学术繁荣，但同时也埋下了僵化的种子。
预言成为易学的核心。谶纬之学是汉代盛行的预言和神学解释系统，主要是通过托名圣人或天命，用隐语预言吉凶。它与易学结合，使《周易》从占卜之书转向宇宙论和政治哲学。
谶纬学的“神奇”在于它能“预知”兴替与更迭，如《赤伏符》预言刘秀称帝。帝王的依赖，促进了易学的繁荣。
谶纬学推动了易学构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宏大体系，如孟喜、京房将卦象与节气、天象结合，形成"卦气说"。
谶纬需求催生了不同易学流派，如"今文易学"重师法传承，"古文易学"重文本训诂，相互争鸣，促进了“易学”发展。
易学与天文、历法、医学等结合，如《易纬》将卦气与灾异、祥瑞关联，拓展了研究边界。
谶纬学带来的学术僵化。东汉时，谶纬被列为科举内容，谶纬预言被奉为真理，学术迎合权力，思想趋于教条与僵化。
费直等人反对学术穿凿与谶纬化，但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不少人因“离经叛道”而遭打击，桓谭因“极言谶之非经”，被光武帝定罪“非圣无法”，险遭处斩。
东汉党锢之祸，成为经学家们“集体”走出“象数”“谶纬”束缚的主因之一，以老庄思想解读易经的“王弼扫象”，被誉为易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革命活动。至此，《周易》被赋予哲学内涵，恢复生命活力，成为解释宇宙规律的典籍。
这就是班固“三圣、三古”之说的学术背景。
孔子作易传，虽是托古之风的成果，但为易学插上腾飞的双翼
汉武帝时期，《周易》被列入五经，离不开《易传》的哲学升华，而这部重要著作的最终定型，是由汉代儒家学者完成的。
《易传》萌芽于战国中后期，成书于西汉，是阐释《周易》的论文集，因有“辅助”解经之功效，而被合称为“十翼”。
该书托名孔子，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核心命题，通过刚柔阴阳的辩证关系构建宇宙生成论。
易传思想是儒道交融的智慧结晶。不管是“一阴一阳”，还是“一刚一柔”之说，都有战国黄老之学的深刻影响，这一观念延续千年。
陈鼓应先生的《易传》哲学思想属于道家的观点，“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皆是基于这一传统。
陈鼓应指出，《易传》的哲学体系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核心，这一命题直接源于道家“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宇宙观，强调阴阳的动态平衡与自然循环，与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高度契合。
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的思想熔炉，为《易传》提供了丰富的道家思想资源。此外，马王堆帛书《系辞》等出土文献的发现，证实了早期《易传》传本的道家学派属性。
司马迁托古孔子写《易传》的原因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晚年“喜易”并整理《易传》，这一记载虽与《易传》实际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史实矛盾，但被后世普遍认可。
现代研究普遍认为，《易传》是汉代儒家学者（如费直等）整理编订而成。司马迁的记载，或许是对这一学术传统的早期追述。
但“存疑”至少从欧阳修开始，现代学者则普遍认为此说属于“托古”叙事。
综合起来，司马迁托古，可能有以下原因：
文献证据的缺失：先秦典籍中，找不到孔子与《易传》的直接关联。《论语》未提及孔子研习《易》，而商瞿等“传易者”在先秦文献中亦是空白。
这表明司马迁的记载更多的是基于汉代经学传统的建构，而非事实。冯友兰表示，《易传》与《论语》“天”的概念意义迥异，因此质疑孔子“序传”的可能性。
历史背景的考量：饶宗颐先生认为，“《道德经》所讲的道德是高一层次，儒家也奉其书为圭臬。”战国中后期，黄老道家成为“显学”，百家借助道家思想提升哲学深度是普遍现象。
司马迁将《易传》归为孔子所作，旨在强化儒家在“百家争鸣”中的正统地位，通过“托古”赋予儒家经典义权威性。
例如，《易传》中“天尊地卑，贵贱位矣”的思想，虽源于黄老学派，但被司马迁附会为孔子对礼制的阐释，以巩固儒家伦理观，这也是历史和文化观照下形成的认知。
学术融合的选择：司马迁的“托古”，反映了战国至汉代学术思想的融合趋势。尽管《易传》吸收了道家思想，但司马迁仍将其归为儒家，以体现儒家对多元思想的包容与整合，同时避免道家思想对儒家正统的冲击。
例如，司马迁将《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家自然观，阐释为儒家“内圣外王”的实践路径。
但无论怎么说，“十翼”的产生，都堪称中国易学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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