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姐,这是您这个月的菜钱,我记在账上了。”保姆小周把几张零钱和记账本推到张玉兰面前。
张玉兰眯起眼睛,颤巍巍地摸出老花镜。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在她眼前跳舞,她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只好摆摆手:“你看着办吧,我信你。”
小周笑了笑,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
张玉兰每月退休金八千五,在这个二线城市本可以过得不错。可自从老伴去世,自己又摔了一跤需要坐轮椅后,生活就变了样。两个儿子都在外地,一年回来两次,钱倒是按时打,人却很少到。
“请保姆吧,妈,钱不够我们补。”大儿子电话里说。
就这样,小周来了。三十七八岁,干活利索,长得普通但总是笑眯眯的。刚开始那半年,确实尽心尽力。张玉兰腰椎疼,小周每晚帮她热敷;想吃老家的梅干菜扣肉,小周上网查做法,折腾一下午给做出来。
可渐渐地,账目变得模糊起来。
“张姐,最近菜价涨得厉害,尤其您爱吃的土鸡蛋,都两块五一个了。”
“药房说您这个保健药又调价了,一瓶贵了三十。”
“今天买了个小电暖气,您总说腿冷,这个月电费可能多点。”
每次小周都说得合情合理,账本上也确实记着。可张玉兰总觉得不对劲——她虽然老,但不糊涂。自己一个人时每月花销不过三千,怎么现在八千五都不够用了?
她偷偷问过邻居老刘,老刘家也请保姆,情况惊人相似:“别提了,我那点退休金,全养保姆一大家子了。”
张玉兰决定要个说法。
“小周啊,这猪肉现在到底多少钱一斤?”一天晚饭时她故作随意地问。
小周正给她盛汤的手顿了顿:“五花肉二十二,排骨贵点,二十八。”
“哦,我昨天听楼下王奶奶说,超市促销才十八。”
空气突然安静。小周放下汤碗,笑容有些勉强:“那可能品种不一样,我买的都是黑猪肉,健康。”
张玉兰没再追问,但心里的疑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六上午,小周推她到公园晒太阳。几个老姐妹凑过来聊天,张玉兰终于忍不住倒了苦水。
“你们说,我这八千五退休金,怎么就不够花了呢?”
老姐妹们交换了眼神。坐在轮椅上的孙婆婆压低声音:“玉兰啊,你可得留个心眼。我家之前那个保姆,更过分,直接把我银行卡绑她手机上了!”
“我那个连我女儿的快递都敢拆,说是帮我检查有没有危险品。”李奶奶摇头。
“你以为请的是保姆,其实是请了个管家,管你的家,也管你的钱。”孙婆婆一针见血。
张玉兰心里发凉。回家路上,她试探着问:“小周啊,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俩,大的初中,小的四年级。”小周推着轮椅,脚步轻快。
“那你老公做什么的?”
“他...打零工的,不稳定。”小周声音低了下去,“所以我得多挣点。张姐,要不是您这儿包吃住,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那一刻,张玉兰突然明白了什么。那些多报的菜钱、虚高的药费、莫名其妙的小家电,可能是小周为了补贴家用。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来——是愤怒,也是悲哀。
晚上,她辗转难眠。想起自己年轻时拉扯两个儿子的艰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如今老了,退休金成了别人眼中的“肉”。更悲哀的是,明知如此,她却离不开小周——没有保姆,她连上厕所都成问题。
凌晨三点,她终于拨通了大儿子的电话。
“妈,这么晚怎么了?”儿子声音带着睡意。
“建国,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张玉兰尽量让声音平稳,“能不能...送我回老家?”
“老家房子都多少年没住人了!妈,您怎么了?是不是小周不好?”
“不是不好,是...”张玉兰不知从何说起,“我就是觉得,我这退休金,都在养别人家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妈,我明白您的意思。这样,下个月我回去一趟,咱们当面说。”
挂断电话,张玉兰看着黑暗中模糊的天花板,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衰老的残酷——不仅仅是身体的衰弱,更是对自己生活的失控。
半个月后,事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了。
张玉兰在抽屉深处找到了丢失已久的记账本——那是老伴在世时用的。鬼使神差地,她开始对比两个账本。越对比,手抖得越厉害:同样的鸡蛋,价格差五毛;同样的降压药,差价二十;更别提那些根本没买过的东西。
她气得浑身发抖,等小周买菜回来,把两个账本摊在桌上。
“解释解释吧。”
小周的脸瞬间惨白。“张姐,我...”
“我待你不薄吧?你家里困难,我从来没少给过你工资,逢年过节还多给红包。你就这么对我?”张玉兰的声音出奇地平静,那是失望透顶后的平静。
小周“扑通”一声跪下了,泪如雨下:“张姐,我对不起您!可是我没办法啊...我大儿子要上补习班,一学期三千;小的查出来哮喘,每月药费一千多;我老公上个月摔伤了腿,三个月不能干活...我真的没办法了...”
她哭得撕心裂肺,张玉兰却觉得那哭声如此遥远。
“所以你就拿我的钱填你的窟窿?”
“我本来想借,等宽裕了就还...张姐,您罚我吧,扣我工资,怎么都行,别赶我走...”小周抓住她的衣角,像抓住救命稻草。
张玉兰闭上眼。眼前浮现的却是两个儿子小时候,自己偷偷从单位带点剩下的打印纸给他们当草稿纸的场景。那时她也难,但再难也没想过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你起来吧。”她最终说,“我不赶你走。”
小周惊愕地抬头。
“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从现在起,所有开销我来记账;第二,你把多拿的钱列个单子,分期还我,不收你利息。”
小周愣了半晌,连连磕头:“谢谢张姐,谢谢!”
“别谢我。”张玉兰望向窗外,“我只是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难。”
那天晚上,大儿子打来电话说已经请好假,下周就回来。张玉兰却说:“不用回来了,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您没辞退她?”
“没有。我想明白了,辞了她,还会来个小李小王,问题不会变。人老了就是这样,总得‘养’个什么人。不是保姆,就是护工,或者是养老院。”张玉兰语气里有一种认命的通透,“与其换人,不如把规矩立清楚。”
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妈,对不起...我和弟弟该多陪陪您的。”
“你们有你们的生活。”张玉兰顿了顿,“不过,如果可以,下个月带孩子们回来住几天吧。保姆做的饭,总缺了点味道。”
挂掉电话,张玉兰转动轮椅来到阳台。城市灯火通明,每盏灯下都有一个故事。她的故事,不过是千万老人中的一个——用一生积蓄和退休金,换取最后几年有人端茶送水、换洗搀扶的尊严。
小周轻手轻脚走过来,给她披了件外套:“张姐,晚上凉。”
张玉兰没有回头,只是问:“小周,你会一直干这行吗?”
“不知道...等孩子大点,也许换个工作。”
“等你老了,也会请保姆吗?”
小周愣住了,许久才轻声说:“但愿不用。但谁知道呢...”
月光下,一老一少两个女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人这一生,挣来挣去,最后是不是都在为“被照顾”买单?
从那天起,家里的账目清楚了。小周依然尽心,张玉兰依然挑剔,但她们之间多了一层心照不宣的理解——那不是亲情,而是一种基于现实需求的共生关系。
一个月后,儿子带着孙子孙女回来了。厨房里热气腾腾,张玉兰亲自指导小周做儿子的拿手菜。饭桌上,小周自然地给老人夹菜,孩子们“周阿姨”“周阿姨”地叫。
看着这一幕,张玉兰突然释然了。退休金在“养”保姆吗?或许是的。但换个角度看,这些钱也在购买她最后的体面,购买有人记得她腰疼需要热敷的关怀,购买在摔倒时有人能第一时间拨打120的安全感。
人活到八九十岁,最大的奢侈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有人在身边说一句:“今天天气不错,我推您出去走走。”
饭后,小周收拾碗筷时,张玉兰叫住她,递过一个信封。
“这是...”
“这个月的奖金。你小儿子不是要买课外书吗?拿去吧。”
小周眼眶红了:“张姐,我还没还完之前的...”
“两码事。”张玉兰摆摆手,“我乐意给的,和你偷偷拿的,不一样。”
那一刻,她们都明白:在这笔冰冷的金钱交易里,终于生长出了一点属于人的温度。
这温度不足以融化衰老的残酷,但至少能让这段必经之路,不那么寒冷刺骨。毕竟,在生命的尽头,我们都是用所剩不多的,去交换最需要的——无论那交换是以退休金的名义,还是以其他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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