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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伊朗针对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大规模抗议已持续超过两周,死亡人数迅速攀升至伊朗人权组织估计的2500人(其他来源称可能超过1万人),逮捕人数同样激增时,全世界都在观察白宫的下一步动作。伊朗人民以非凡勇气挑战仍保有强大镇压机器的威权政府,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态度却变得格外微妙。
作为一名以“绝不与失败的事业挂钩”闻名的地产商人出身的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抗议的态度始终带着浓厚的商业计算色彩。他曾多次公开威胁军事干预以保护示威者:1月2日宣称美国“已上膛”,1月9日指伊朗政权“越过红线”,1月13日更表示“援助正在路上”。这些鹰派言论一度鼓舞部分伊朗人走上街头,甚至有人以特朗普名字命名街道、制作印有他头像的贴纸,恳求美军介入。
然而,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真正的决策逻辑并非意识形态,而是风险-回报评估:他绝不愿把政治资本押注在胜算不明的项目上。过去,他曾公开嘲讽阵亡美军士兵为“傻瓜”,不愿与失败的事业沾边;如今,他同样在密切观察伊朗政权是否即将平息抗议。如果镇压成功,他更可能选择保持距离,避免卷入一场“坏投资”;反之,若政权已岌岌可危,他或许会考虑施以致命一击,以“英雄姿态”收尾。
现实是,美国军事干预的实际效用充满疑问。美军无法直接为示威者提供空中保护盾,也无法持续监视并中和接近抗议者的政权武装。理论上的地面部署风险极高,“友军误击”几乎不可避免。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外国军事干预很少能带来巩固的民主转型,反而往往扭曲本地政治——地方领袖依赖外部势力,民主共识难以建立,最终导致长期失败。德国、日本是少数成功例外,而失败案例则占据压倒性多数。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经历也提供了鲜明参照:2025年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看似战术上完美(抓捕马杜罗仅用数小时),但战略上却只是实现了政权“改组”——反对派领袖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被迅速边缘化,马杜罗的副手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接掌权力。这次“成功”并未带来民主,反而让特朗普对高调干预更加谨慎。
美国负责巴以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安德鲁·米勒分析当前美国可行的选项主要分为两类:
1.威慑类——打击弹道导弹基地或高级官员,削弱伊朗对外报复能力,但对内部镇压影响有限;
2. 破坏类——针对通信基础设施、指挥控制中心、内政安全基地的网络或动能打击,短暂打乱政权镇压节奏。
无论哪种方式,都只能提供临时喘息,无法改变伊朗命运的根本走向。伊朗的未来,最终仍掌握在伊朗人民手中。
特朗普的地产商人本能,或许是当下最现实的写照——与其冒险“投资”一场胜负难料的抗议,不如选择低成本、高可控的支持路径:大规模向伊朗分发免费星链(Starlink)终端以突破网络封锁、推动国际社会设立独立人权法庭震慑基层安全人员、甚至以不直接干预为筹码换取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
在伊朗街头鲜血与勇气交织的时刻,特朗普的选择不再是“是否扣动扳机”,而是“是否值得下注”。对这位总统而言,这或许比任何军事选项都更像一场熟悉的生意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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