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妃出浴”雕像因“伤风败俗”被举报：裸露的焦虑与艺术的困境

导 语

伫立华清池三十余年的“贵妃出浴”雕像，近日因“上半身裸露”被举报“不雅”，陷入舆论漩涡。

一边是西方维纳斯雕像被奉为艺术经典，一边是中国古典美人的裸露造型遭道德围剿；

一边是汉代画像石、敦煌飞天的裸露被视作文化瑰宝，一边是当代雕塑的同类表达被斥为“伤风败俗”。

这场争议早已超越雕像本身，直指大众内心深处的集体焦虑，也抛出了三个值得深思的命题：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艺术与色情的边界何在？艺术走向大众为何始终步履维艰？

这些问题的答案，藏在文化传统的肌理与社会观念的褶皱之中。

01、焦虑的内核：三重恐惧下的认知错位

“贵妃出浴”引发的声讨，表面是对“裸露”的反感，实则是三重深层恐惧的集中爆发。这种恐惧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传统伦理与现代审美碰撞下的认知错位，最终投射到一尊无生命的雕像上。

恐惧一：将女性身体异化为“危险品”的道德洁癖

举报者的逻辑链条简单而顽固：裸露=低俗，低俗=败坏风气，风气=未成年人学坏。这套看似环环相扣的推理，背后藏着对人性的极度不信任——

默认人无法用理性驾驭感知，只要看到女性裸露的身体，哪怕是石雕，也会丧失理智、陷入低俗。这种认知将女性身体异化为洪水猛兽般的“危险品”，本质是一种极端的道德洁癖。

值得深思的是，这尊雕像已静静矗立三十余年，见证了数千万游客的往来，从未引发实质性的不良社会事件。真正失控的，并非公众的行为，而是部分人对“身体”的狭隘想象。

从封建时代“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礼教规范，到今日对雕像裸露的声讨，传统伦理中“身体即原罪”的潜意识从未真正消退。

这种将身体与低俗直接绑定的观念，忽视了人体本身是生命与美的载体，也否定了教育对理性认知的塑造作用，最终陷入“因恐惧而否定存在”的逻辑闭环。

恐惧二：拒绝承认古人是“有血有肉的活人”

在很多人心中，杨贵妃早已被固化为一个符号化的文化形象——云鬓高挽、衣裙层叠，是《长恨歌》中“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诗意化身，是盛唐气象的审美符号，唯独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而“出浴”这一造型，恰恰打破了这种被精心维护的刻板印象：它展现的是贵妃私密、温热的生活瞬间，还原了其作为“人”的生理与情感需求。

这种还原让部分人感到不安，因为它颠覆了“古人应超凡脱俗”的固有认知。

我们乐于接受被“供奉起来”的历史人物，将其塑造成无欲望、无烟火气的“无菌标本”，却不愿承认他们也曾吃饭、洗澡、衰老，拥有与现代人相同的身体与情感体验。

这种对历史的“净化式认知”，本质是对真实人性的回避。当艺术试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时，便触碰了这种认知禁忌，进而引发强烈的抵触情绪。

恐惧三：对裸露的“双重标准”背后的认知惰性

争议中最显矛盾的，是对裸露的双重标准：

汉代画像石的裸露、敦煌飞天的飘带轻扬被奉为文化瑰宝，因为它们足够“古老”，被时间赋予了“安全属性”；而1991年创作的“贵妃出浴”却因“太当下、太真实”，被贴上“不雅”标签。

时间在这里成了一道“净化滤镜”，仿佛只要距离足够遥远，裸露就会自动升级为艺术；只要贴近当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低俗。

这种双重标准的本质是认知惰性——用“时间远近”替代“价值判断”，无需思考作品的艺术表达与文化内涵，只需通过年代划分就能轻易下结论。

就像上世纪20年代，刘海粟将人体写生引入中国时，被骂为“艺术叛徒”“禽兽不如”；1979年，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描绘傣族裸女引发轩然大波，最终需由邓小平一锤定音才得以留存。

这些案例都证明，当艺术突破当下的认知边界时，总会遭遇质疑；而当时间沉淀后，这些曾经的“离经叛道”又会被纳入“经典”的范畴。

这种“事后认可、当下否定”的双重标准，让艺术创新始终面临不必要的阻力。

02、边界之辨：艺术与色情的核心区别何在？

“贵妃出浴”的争议，再次让艺术与色情的边界问题浮出水面。

司法实践与艺术理论早已形成共识：二者的核心区别，不在于是否包含裸露元素，而在于创作目的、内容呈现与整体价值。

从创作目的来看，艺术以传递思想、情感与审美价值为核心，裸露只是服务于主题的表达手段；色情则以挑动性欲、诲淫诲盗为目的，缺乏实质的思想与艺术内涵。

“贵妃出浴”雕像以盛唐文化为背景，通过人体造型展现杨贵妃的温婉之美与盛唐的开放气象，传递的是对历史与美的致敬；而色情作品的核心是渲染性刺激，将身体异化为满足欲望的工具，毫无艺术价值可言。

正如法律明确规定，包含色情内容但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淫秽物品——这一界定的核心，就是认可艺术中裸露元素的“表达功能性”。

从内容呈现来看，艺术对裸露的描绘具有适度性与必要性，会融入整体的艺术语境中，避免过度渲染；色情则刻意突出性器官与性细节，通过强烈的性刺激挑动受众欲望。

敦煌飞天的裸露造型，与飘带、祥云融为一体，展现的是“飞天遁地”的灵动之美，裸露是为了塑造轻盈飘逸的艺术形象；而色情作品的裸露的唯一目的是引发性联想，内容呈现直白而低俗。

艺术中的裸露是“整体美的一部分”，而色情中的裸露是“唯一的核心内容”，这是二者在呈现方式上的本质区别。

从整体价值来看，艺术作品能够为受众带来思想启发、情感共鸣或审美体验，具有持久的文化价值；色情作品则不具备任何积极价值，只会对社会风气产生消极影响。

维纳斯雕像之所以成为世界艺术经典，不仅因为其精准的人体比例与优美的造型，更因为它传递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彰显了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尊重；

而色情作品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都无法脱离“诲淫”的本质，无法为社会提供任何积极的精神滋养。

03、普及之困：艺术走向大众为何步履维艰？

“贵妃出浴”的争议，也折射出艺术普及的长期困境。从首都机场壁画的争议，到如今雕像的被举报；从书法界“丑书”之争，到公共雕塑的舆论风波，艺术与大众之间始终存在一道认知鸿沟。

这道鸿沟的形成，源于专业门槛、传播缺失与认知惯性三大障碍。

专业门槛的存在，导致大众与艺术之间出现“审美断层”。

艺术创作有其专业逻辑，无论是人体雕塑的比例把控、书法作品的“碑帖融合”，还是绘画的色彩运用，都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撑。

但长期以来，艺术教育与普及工作的缺失，让大众只能用“朴素直观的标准”评判艺术——雕塑裸露就是“不雅”，书法看不懂就是“丑书”，绘画不写实就是“乱涂”。

这种“非专业评判专业”的现状，导致艺术的专业价值难以被大众理解。就像第二届“大厦杯”书法大赛中，专业圈层盛赞的一等奖作品，因“弱化识读性”被普通网友斥为“丑书”，核心就是专业审美与大众认知的脱节。

传播方式的单一，加剧了艺术与大众的疏离感。

当前，艺术传播仍以“单向输出”为主：博物馆的文物陈列是“玻璃柜+文字说明”，艺术展览的解读止步于作者简介，大众只能被动接收信息，无法形成有效的互动与理解。

这种传播模式无法将艺术的专业内涵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语言，也无法激发大众的参与热情。

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古画修复技艺，被誉为“神技”，但由于缺乏通俗的解读与沉浸式体验，多数大众只能惊叹于其神奇，却无法理解背后的材料学与美学逻辑，更难以产生情感共鸣。

认知惯性的顽固，让大众难以接受艺术的创新表达。

正如对“贵妃出浴”的争议，部分人用传统礼教的认知评判当代艺术创作，用“保守化的审美”否定艺术的创新尝试。

这种认知惯性让大众倾向于接受“熟悉的、符合传统的”艺术形式，对突破边界的创新表达产生天然的抵触。

近年来，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甘肃瓜州县的《汉武雄风》雕塑，因“仅头部露出地面”被解读为“斩首”“活埋”，引发拆除争议；山西太原一商场的倒立骏马雕塑，因谐音“不雅”，仅亮相三天就被迫拆除。

这些案例都证明，认知惯性已成为艺术走向大众的重要阻碍。

04、类似案例：艺术与认知的碰撞从未停止

“贵妃出浴”的争议并非个例，近年来，多件公共艺术作品都因触碰认知边界引发舆论风波，这些案例从不同侧面印证了艺术普及的困境与观念碰撞的必然性。

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争议，是改革开放初期艺术与传统观念的首次激烈碰撞。

画家袁运生大胆描绘三位沐浴的傣族裸女，展现生命的活力与自然之美，却被部分人斥为“伤风败俗”。

最终，邓小平的一句“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让画作得以留存。这幅壁画不仅成为思想解放的标志性事件，更成为判断社会开放程度的“晴雨表”——后来霍英东每次进京，都会先查看这幅画是否还在，以此判断投资环境的安全性。

2026年初，甘肃瓜州县的《汉武雄风》雕塑引发争议。

该雕塑仅头部露出地面，身体隐于沙土之中，寓意“头像象征精神，河西走廊是身躯”，此前一直获得正面评价。

但在网络走红后，被部分人基于风水理论解读为“斩首”“活埋”，要求拆除。这场争议的核心，是大众用“主观臆断”替代“艺术解读”，忽视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与创作初衷。

书法界的“丑书”之争，则凸显了专业审美与大众认知的鸿沟。

第二届“大厦杯”书法大赛中，一幅融合“碑帖”风格的行书作品斩获一等奖，专业评委盛赞其“墨色层次丰富、线条张力十足”，但普通网友却因“看不懂、不美观”斥之为“丑书”，质疑评审脱离大众。

这场争议证明，当艺术创新突破大众的认知边界时，很容易引发抵触情绪。

05、妙手物语：真正的不雅，是思想的封闭

“贵妃出浴”雕像引发的争议，最终指向一个核心结论：真正的不雅，从来不是艺术的裸露，而是思想的封闭；真正的焦虑，从来不是作品的“出格”，而是认知的固化。

从封建时代对人体艺术的全盘否定，到今日对雕像裸露的声讨，本质是部分人用静止的、保守的观念对抗动态的、多元的艺术表达。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与包容，它始终在打破认知边界、拓展审美维度。从敦煌飞天到维纳斯，从首都机场壁画到“贵妃出浴”，人体之美始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母题，艺术对身体的描绘，从来都是对生命与美的致敬。

而艺术走向大众的过程，本质是观念更新与认知升级的过程，它需要专业圈层放下“曲高和寡”的姿态，用通俗的语言解读艺术内涵；需要传播渠道搭建互动桥梁，让大众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更需要大众放下认知惯性，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多元的艺术表达。

当我们不再将身体视为“危险品”，不再将历史人物符号化，不再用双重标准评判艺术时，艺术与大众之间的鸿沟自然会消弭。

毕竟，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包容艺术的多元表达；一个自信的民族，应当敢于正视身体与生命的本真之美。

唯有打破思想的封闭，才能让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让美成为全民的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