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给黑老大开皇冠，枪决前咬我耳朵：警局有内鬼，护好我儿子

虎哥的丰田皇冠里，永远循环着Beyond的《光辉岁月》。他总说，这歌里的“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比刀子还戳人。

1998年，我十九岁，叫阿哲，大名陈浩哲。在鹭城街边开个破摩托修理铺，浑身油污，最大的梦想是攒钱买辆二手捷达。那天暴雨，虎哥的皇冠在铺子门口熄了火，他穿件黑色皮衣，裤脚沾着泥，没像其他大哥那样骂街，就靠在车旁抽烟，看我趴在引擎盖下忙活。

四十分钟后，车子发动。他扔给我一包红塔山，问：“会开皇冠不？跟我混，这车以后你开。”我愣在雨里，以为听错了。他笑了笑，露出颗小虎牙——这也是“虎哥”名号的由来。就这么着，我从修摩托的穷小子，成了鹭城黑道“虎爷”的司机。

虎哥在道上是传奇。渔民出身，光着脚闯江湖，靠走私海鲜、管码头发家，手下兄弟上百，却从不碰白粉，也不准兄弟们欺负老百姓。他的皇冠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一把开山刀和一沓现金，他说：“刀是防恶人，钱是帮穷人。”

我见过他的狠。一次码头冲突，“联义”的人抢地盘，对方二十多号人拿着钢管，我们这边就十个。虎哥把烟蒂一扔，只说两个字：“还手。”那夜雨下得跟瓢泼似的，我缩在驾驶座上，看着虎哥抄起开山刀冲在最前面，后背被划了道口子也没吭一声。后来他坐进车里，血顺着皮衣滴在脚垫上，却笑着递我一瓶矿泉水：“阿哲，怕就别混，但混了就别怂。”

98年的夏天，鹭城热得像蒸笼。虎哥的饭局越来越多，桌上有码头老板，有穿制服的“朋友”，还有海关的人。每次他都让我坐在身边，给我夹菜，跟别人说：“这是我弟，阿哲。”那些人一口一个“哲哥”地叫，我浑身不自在，却不敢推辞——虎哥说，我是他的眼，要记着谁眼神不对，谁私下递纸条。

出事前三天，虎哥没去任何饭局，让我开车带他去海边。他对着大海烧了三炷香，嘴里念念有词。我问他怎么了，他望着浪头说：“阿哲，我这辈子欠了个人，你得帮我还。”我没懂，他却不再说了，只让我把《光辉岁月》开得更大声。

抓捕来得猝不及防。那天清晨，我们刚从码头看完货，十几辆警车从前后包抄，荷枪实弹的警察下车，带头的是市局经侦队的李建军——一个上周还跟虎哥在酒桌上碰杯的“李队”。

“虎哥，涉嫌走私、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跟我们走一趟。”李建军面无表情，手按在枪套上。

虎哥很平静，回头看了我一眼，说：“阿哲，别慌。”他推开车门，手铐铐上的瞬间，突然转头对李建军说：“让我跟我司机说句悄悄话，不关他的事。”

李建军犹豫两秒，点了头。虎哥弯腰凑到我耳边，声音压得极低，带着烟草和海风的味道：“警局有内鬼，就是李建军。我有个儿子叫小宇，在城郊中学读初三，你护好他。”

说完，他直起身，冲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不甘，有牵挂，还有一丝决绝。然后，他被押上了警车。

我被关了五天五夜。他们轮番审讯，问虎哥的货藏在哪，账本在哪，兄弟有多少。我什么都不知道——虎哥从不让我碰核心生意，只让我开车、盯人。没证据，加上虎哥最后那句话撇清了我，他们只能放人。

走出警局，街音像店里放着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虎哥的律师告诉我，省里的专案组要办铁案，证据“确凿”，虎哥大概率是死刑。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句话：“警局有内鬼，护好我儿子。”

虎哥倒了，树倒猢狲散。他的兄弟要么跑路，要么被抓，还有的投靠了“联义”——那是跟虎哥斗了十年的对头。我守着虎哥空置的老房子，每天把那辆皇冠擦得锃亮，总觉得他还会回来，让我开着车去海边。

第三天夜里，有人敲门。是阿凯，虎哥手下管码头的头目，脸上带着伤，浑身是汗：“哲哥，快跑！李建军在抓我们这些余党，阿力和胖子都进去了！”

“你怎么敢来？”我拉他进门。

“我得给你送东西！”阿凯从怀里掏出个铁盒，“虎哥进去前，让我转交你的。他说要是他出事，你拿着这个找‘老枪’，地址在盒里。”

铁盒打开，里面是一张纸条，写着城西废弃的造船厂，还有四个字：“活下去，护他。”

我烧了纸条，连夜开着自己的破摩托去找老枪。造船厂阴森森的，锈迹斑斑的船架下，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头在抽烟，声音沙哑：“虎哥的人？”

“我是阿哲，找老枪。”

“我就是。”老头扔给我一瓶二锅头，“虎哥是我救命恩人，二十年前我欠他一条命。他让你护着小宇，我帮你。”

“虎哥……还有救吗？”

老枪摇摇头：“一审判了死刑，下周执行。李建军跟‘联义’的彪哥勾结，要让他死无对证。”

“什么证？”

“账本。”老枪抿了口酒，“虎哥手里有李建军受贿、跟联义走私的账本，这是他们的催命符。”

我心里一沉。原来李建军抓虎哥，是为了抢账本灭口。

“小宇在哪？”我问。

“他妈妈早走了，虎哥把他藏在城郊外婆家。”老枪递给我一张地址，“但李建军肯定在找他，想从他身上套账本的下落。”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城郊。小宇外婆家是间土坯房，小宇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张虎哥的照片，眼神怯生生的。他才十六岁，瘦得像根豆芽，看到我就往后缩：“你是谁？”

“我是你爸的朋友，阿哲哥。”我蹲下来，尽量让语气温和，“你爸让我来保护你。”

提到爸爸，他眼圈红了：“我爸是不是坏人？同学都说他是黑社会。”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虎哥是黑道，但他资助过三个贫困生上学，码头工人家里出事，他总是第一个掏钱。我只能说：“你爸是个好人，他很爱你。”

他低下头，没再说话。

我带着小宇躲进了老枪安排的出租屋。白天我出去打探消息，晚上回来给小宇做饭。老枪告诉我，李建军和彪哥在疯狂找账本，还在全城搜捕我和小宇。

一周后，猴子带来了消息——他是虎哥以前的小弟，现在躲在网吧里打零工。“哲哥，李建军天天去联义的赌场，跟彪哥鬼混！我听赌场的人说，他们在找虎哥的皇冠，说账本可能在车里！”

我突然想起，虎哥以前总在洗车时，对着皇冠的备胎发呆。我立刻联系老枪，想办法从警局证物库附近溜进去——我以前修过警车，知道证物库的后门密码。

深夜，我钻进那辆熟悉的皇冠。备胎被固定得死死的，我用扳手撬开，里面果然藏着一个塑料包，里面是账本和一张银行卡。银行卡背面写着密码，还有一行字：“给小宇当学费。”

拿着账本，我浑身发抖。这是扳倒李建军和彪哥的唯一证据。

老枪说：“账本不能直接交，李建军在警局有人。我找以前的老关系，把账本递到省纪委。”

就在这时，小宇突然说：“哲哥，我想见我爸一面。”

我心里一揪。虎哥下周就要执行死刑了，想见一面比登天还难。老枪沉默了半天，说：“我试试。行刑前一天，囚车会从城南大道过，我安排人制造点动静，你们远远看一眼。”

行刑前一天，我带着小宇躲在城南大道旁的树后。上午十点，警笛声传来，车队缓缓驶来，中间的囚车车窗贴着黑膜。就在这时，老枪安排的货车突然“失控”撞向护栏，现场一片混乱。

囚车停了下来，车门被打开，虎哥被押了下来。他瘦了好多，头发花白，却依旧站得笔直。他像是感应到什么，朝着我们的方向望过来，一眼就看到了小宇。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但我看懂了——他说“好好活着”。小宇忍不住哭出声，我赶紧捂住他的嘴，拉着他往巷子里跑。身后传来枪声，是老枪的人在掩护我们撤离。

第二天，新闻里说，死刑犯虎某在押赴刑场途中，遭不明人员袭击，警方当场将其击毙。我和小宇坐在出租屋里，小宇哭得撕心裂肺，我握着他的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让李建军和彪哥付出代价。

三天后，省里的调查组来了鹭城。李建军和彪哥被抓，账本成了关键证据。新闻里说，两人涉嫌受贿、走私、故意杀人，数罪并罚。

老枪托人带话：“你们赶紧走，联义还有余党，怕他们报复。”

我拿着虎哥留下的银行卡，取了钱，联系了偷渡的船。猴子来送我们，塞给我一包东西：“哲哥，这是虎哥的打火机，他让我留给小宇。”

夜里，我带着小宇坐上渔船，往澳门方向开。海风很大，小宇抱着打火机，靠在我肩上：“哲哥，我以后想当警察，抓坏人。”

我心里一酸，点点头：“好，哥供你读书。”

在澳门躲了半年，我们辗转去了加拿大。我给小宇办了入学手续，自己打两份工，供他读书。他很争气，从初中读到博士，真的成了一名法医——他说，要靠科学揪出更多坏人。

后来的二十年，我没再回鹭城。小宇成了家，有了孩子，逢年过节总会拿出虎哥的照片，给孩子讲“爷爷是个讲义气的人”。

去年，我回了一趟澳门，在二手车市场看到一辆老皇冠，跟虎哥那辆一模一样。我买了下来，修好了发动机，依旧循环播放《光辉岁月》。

开车在海边公路上，风从车窗吹进来，仿佛又听到虎哥的声音：“阿哲，护好我儿子。”

我做到了。

虎哥的账本，最终送了坏人进监狱；他的儿子，成了正直的人；而我，守住了二十年前的承诺。

那辆老皇冠，如今还停在我加拿大的车库里。车座上仿佛还留着虎哥的烟草味，音响里的《光辉岁月》还在唱，就像那段滚烫的青春，和永远不会褪色的义气，从来没走远。

时间能擦掉痕迹，却擦不掉刻在心里的承诺。我叫陈浩哲，曾经是个黑老大的司机，现在，是一个守护者。